从造船厂废墟回来后，那片被塑料覆盖的江岸景象，如同梦魇般在周凡脑中挥之不去。工具包项目需要“源头”视角的素材，他们拍到了，但那过于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无力感，让他觉得仅仅呈现问题还不够。董女士在电话里也提醒：“我们需要思考解决方案的切入点，哪怕是很小的点。”
几天后，他们再次来到江边，这次选择的是一段已经过初步整治、建成滨江步道的区域。步道整洁，绿树成荫，市民在此散步、健身、垂钓。江面看起来比上游清澈许多，但仍能看到偶尔漂浮而过的塑料瓶或泡沫碎片。
周凡带着一个小型采访设备，没有明确目的，只是想听听生活在江边的人们，如何看待这条河，如何看待它可能携带入海的东西。
他遇到的第一位是一位晨练结束、正在压腿的老太太，姓吴，退休教师。听到周凡的问题，她擦了擦汗，指着江面说：“这几年好多了！以前啊，这岸边垃圾多得很，夏天味道难闻。现在天天有环卫船打捞，步道也修得漂亮。不过你看，”她也指了指水里时隐时现的垃圾，“还是有漏网之鱼。有些人啊，习惯不好，随手就丢。光靠捞，捞不完的。”
一位在江边石凳上看报纸的老大爷，戴着老花镜，头也不抬地说：“江嘛，自古就是纳污的。城里多少脏水，最后不都排到这里？管不过来。我们小时候，这江水还能淘米洗菜呢，现在？嘿。”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淡然。
一位带着四五岁孙子玩耍的年轻母亲，则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她一边小心地看着在步道上奔跑的孩子，一边对周凡说：“我经常跟我儿子说，不能往江里扔东西，小鱼会吃了生病。他幼儿园也教这个。但有时候看到别人扔，也挺无奈的。感觉个人的力量太小了。”她顿了顿，又说，“不过，如果大家都从小朋友教起，将来也许会好点？”
最有趣的是一位在江边固定位置垂钓的老者，姓郑，精神矍铄。他的钓具旁边，除了水桶，还放着一个不大的网兜，里面已经装了些捡来的塑料瓶和食品袋。周凡好奇地问起，郑伯哈哈一笑：“顺手的事儿。在这坐一天，鱼不一定钓到，垃圾总能捡到一些。扔岸上垃圾桶，总比漂到海里强。海里那些鱼啊龟啊，吃了这玩意儿，多遭罪。”他说得轻松自然，仿佛这不是环保，而是钓鱼之余的另一种“收获”。
周凡问他是否知道这些垃圾最终可能入海，影响遥远的珊瑚礁。郑伯摇摇头：“海那么远，我没想过。我就觉得，这江是咱们眼前的，弄干净点，看着舒服，对江里的鱼也好。海里的东西……管不到那么远喽。”
这场江畔的对话，让周凡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这里有对现状改善的认可，也有根深蒂固的习以为常；有对下一代的教育期望，也有对个人力量的怀疑；有自发的小善举，也有认知上的局限。“眼不见为净”和“管不到那么远”仍然是普遍心理。
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光亮。像郑伯那样的自发行动，像那位母亲对下一代的引导，像环卫工人日复一日的打捞。这些微小的、看似无关大局的点滴努力，或许正是解决问题的基石。宏大叙事需要，但接地气的、与每个人生活相关的具体行动和认知改变，或许更为关键。
离开时，周凡看到步道旁新设的分类垃圾桶，旁边有醒目的标语：“垃圾不入江，江清城更美”。虽然仍有人视而不见，但这毕竟是一种提醒，一种导向。
江风拂面，带着水汽和都市的气息。周凡想，他们的工具包，或许不应该仅仅展示遥远的、令人痛心的海洋伤痕，更应该连接起这江畔的对话，连接起“眼前”与“远方”，告诉人们：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袋，与你孩子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只被塑料环卡住的海豹，可能流淌着同一条江的水脉。守护海洋，或许可以从守护门前的这条江开始。
这江畔的对话，没有答案，却打开了更多的思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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