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旺化工案重新鉴定开始的那天早晨，苏清越在省高法食堂遇到了赵明。这位民四庭庭长看起来睡眠不足，眼袋很明显，但眼神很亮。
“专家组今天进场。”赵明端着餐盘在她对面坐下，“三家机构，七位专家，全部签了保密承诺书。现场取样全程录像，样本一式三份，分别由三家机构保管。”
“村民代表安排好了吗？”苏清越问。
“安排了五个代表，包括上次你见的王大姐。”赵明喝了口粥，“不过鑫旺化工那边也有要求，他们要派两个技术员陪同。”
“这合适吗？”
“合议庭研究过，只要不干扰取样，可以允许。”赵明说，“但技术员只能看，不能碰。所有操作由专家完成。”
苏清越点点头。程序上这样安排没有问题，但她隐隐有些不安——鑫旺化工主动要求派人陪同，是想监督过程，还是有其他目的？
上午九点，她忍不住打开省高法的内部监控系统——虽然被要求回避案件，但作为研究室人员，她有权查看非涉密的公共区域监控。切换到云湖区的实时画面，能看到鑫旺化工厂区门口停了几辆车，有几个人在交谈。
画面分辨率不高，但她认出了王大姐——那个穿着蓝布衫的妇女站在人群边缘，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环保协会的孙律师也在，正和一位穿白大褂的专家说话。
十点半，手机震动。是环保厅王处长发来的现场照片：专家组正在污水排放口取样，几个戴着口罩手套的技术人员操作着专业设备。配文：“取样规范，进展顺利。”
苏清越稍微松了口气。她回复：“辛苦了，注意安全。”
下午，她继续修改调研方案。项目专班的人员名单已经确定，下周就要开始第一次实地调研。她列出了第一批要走访的机构：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省司法鉴定中心、东州市环保监测站，还有两家民营鉴定机构。
四点钟，周维打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清越，你在办公室吗？说话方便吗？”
“方便，怎么了？”
“鑫旺化工那个案子，你们委托的鉴定专家组里，有没有一个叫陈建军的专家？”
苏清越翻开专家组名单，果然在第三家机构——北京中环司法鉴定中心的名单里看到了这个名字。
“有，北京来的。怎么了？”
“这个人……”周维顿了顿，“我们查到一些情况，可能和鑫旺化工有利益关联。但还没有确凿证据。”
苏清越的心提了起来：“什么关联？”
“他所在鉴定中心的副主任，是鑫旺化工法律顾问的大学同学。两人去年还一起参加过行业会议。”周维说，“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会影响鉴定公正，但存在这种关联，按说应该回避。”
“现在专家组已经进场了……”
“我知道。所以只能提醒你注意。”周维说，“如果鉴定结果出现明显偏向，你们要有应对准备。”
挂了电话，苏清越立刻去找赵明。但赵明办公室锁着门，书记员说他去现场了，要晚上才回来。
她回到座位，打开专家组名单仔细研究。陈建军，五十二岁，环境工程博士，国家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从业二十八年，参与过多个重大环境损害鉴定项目。从简历看，是行业资深专家。
但周维的提醒不能忽视。司法鉴定最重要的是中立性，任何可能影响中立性的关联都应该披露。
她调出专家签署的承诺书扫描件。承诺书第三条写着：“本人承诺与本案当事人无任何可能影响鉴定公正性的利害关系。”
如果陈建军隐瞒了关联，那就涉嫌违规。
下午五点，现场传来消息：第一天取样工作完成，共取了十二个点的水样、八个点的土壤样本、三个点的底泥样本。所有样本封存、编号、录像，明天送往三家机构的实验室。
苏清越盯着电脑屏幕，忽然想起什么。她打开省环保厅的官网，查询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库。输入“陈建军”，果然找到了——他是省环评专家库成员，去年参与评审过云湖区的一个化工项目。
她继续查那个项目，心渐渐沉下去：项目名称是“鑫旺化工污水处理系统升级改造工程环评报告评审”。
陈建军参与过鑫旺化工项目的环评评审，却没有在承诺书中披露。
这已经不仅仅是关联了，这是直接的工作关系。
她抓起电话打给赵明，但无人接听。又打给现场的法警负责人，对方说赵明正在和专家开会，不方便接电话。
“有急事吗苏法官？”
“请转告赵庭长，专家组里有位专家需要回避。具体情况我发他邮箱。”
挂掉电话，苏清越快速写了一份情况说明，附上查到的证据截图，发到赵明的公务邮箱。发送时间是下午五点四十七分。
等待回复的时间格外漫长。六点半，赵明终于回电话了，声音疲惫：“小苏，你发的情况我看到了。专家组开会研究过了，陈建军主动说明，他确实参与过那个项目的环评评审，但只是书面审阅，没有去现场，也没有和鑫旺化工的人接触。他认为这不构成需要回避的利害关系。”
“但他的评审意见可能会影响他对企业环保状况的判断……”
“专家组其他六位专家也认为，这种程度的关联在行业内很常见，如果严格回避，很多专家都做不了鉴定了。”赵明说，“而且现在取样已经完成，临时换人会影响鉴定连续性。合议庭讨论后决定，让他继续参与，但只负责实验室分析，不参与结论讨论。”
这算是个折中方案，但苏清越还是觉得不安。
“样本已经送实验室了吗？”
“正在送。水样和土壤样本分三路，分别送往三家机构的实验室。全程有法警押运，GpS定位。”
“实验室分析什么时候开始？”
“今晚就开始。专家说有些指标要尽快测，否则样本可能变质。”
晚上八点，苏清越还在办公室。她调出三家鉴定机构的资质文件，一家家核对。省环科院没问题，是事业单位；中国地质大学环境学院也没问题；问题就在北京中环司法鉴定中心——这是一家民营机构，虽然资质齐全，但盈利性质明显。
她查了这家机构近三年的业务记录，发现他们承接的企业委托鉴定远多于法院委托。而在几起企业败诉的案件中，他们出具的鉴定报告都对企业有利。
这不能说明什么，但值得警惕。
九点钟，她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苏法官，我是清水湾的李师傅。今天取样的时候，我发现了个怪事。”
苏清越立刻回拨过去。接电话的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李师傅您好，我是苏清越。您发现了什么？”
“就是……今天在工厂后面的老排污口取样时，我看见他们的技术员和那个北京来的专家说了几句话。”李师傅声音有些犹豫，“当时我离得远，听不清说什么。但那个专家点了点头，然后取样的时候，就跳过了旁边一个水坑。”
“什么样的水坑？”
“就是……颜色特别深的一个坑，周围草都死了。我觉得那个地方污染最严重，但专家没取那里的样。”
苏清越握紧手机：“您确定吗？”
“确定。我还特意走过去看了，那个坑里的水发黑，有股刺鼻味。但专家说那个点‘不具备代表性’，取了旁边的水。”
“现场录像了吗？”
“录了，全程都录。但我怕录像里看不清那个坑的情况……”
挂掉电话，苏清越在办公室里踱步。取样点的选择直接影响鉴定结果，如果漏掉了污染最严重的点位，整个评估都可能失真。
她再次打给赵明，这次接通了。
“赵庭长，清水湾的村民反映，取样可能漏掉了关键点位。”
她把李师傅说的情况复述了一遍。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小苏，”赵明的声音很沉，“你现在说这些，我很难办。取样已经结束了，样本都封存送检了。而且现场有五位村民代表，两位企业技术员，七位专家，还有法警全程录像。如果真有问题，当时为什么没人提出来？”
“村民可能不懂，不敢质疑专家……”
“那现在质疑，证据呢？”赵明叹了口气，“我知道你关心这个案子，但程序已经走完了。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取样违规，否则不可能重新取样。”
苏清越无话可说。是啊，程序已经走完了。即使真有瑕疵，现在提出来，只会被认为是“无理取闹”或“干扰鉴定”。
“不过，”赵明话锋一转，“你的提醒有道理。我会让书记员仔细核对现场录像，特别是那个水坑的情况。如果确实有问题，会在鉴定报告中注明。”
也只能这样了。
挂掉电话，苏清越坐在黑暗中。窗外的城市灯火依旧，但她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
法治的困境就在于此：程序保障了公正，但也可能成为掩盖问题的屏障。当所有程序都“合法合规”地走完，即使结果可能有偏差，也很难推翻。
手机又响了，是周维。
“情况怎么样？”
苏清越把情况说了一遍。
“果然……”周维声音低沉，“我们查到，陈建军所在的鉴定中心，去年接受过一家化工企业的捐赠，用于实验室设备更新。那家企业虽然不是鑫旺化工，但属于同一个行业协会。”
“这些关联为什么不早点查出来？”
“因为太隐蔽了。”周维说，“捐赠是以行业协会名义进行的，企业名单不公开。我们是查另一个案子时偶然发现的。”
“现在怎么办？”
“只能等鉴定结果出来。”周维说，“但你们要做好准备，如果结果明显偏离其他两家的结论，要能拿出质疑的依据。”
这一夜，苏清越失眠了。她反复思考程序与实质的关系，思考如何在既定的规则框架内，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
凌晨三点，她忽然坐起来，打开电脑。
她给赵明写了封邮件，不是质疑取样过程，而是提出一个建议：在鉴定报告中，不仅要给出最终结论，还要完整呈现三家机构各自的检测数据、分析方法、推理过程。让合议庭能看到不同专家判断的差异，而不是只有一个简单的结论。
“兼听则明。”她在邮件中写道，“如果三家机构的结论一致，那是最好的证据；如果有分歧，分歧点在哪里、为什么分歧，这些信息对法官判断同样重要。”
发完邮件，天已经蒙蒙亮了。
她走到窗前，看着城市从沉睡中醒来。街灯一盏盏熄灭，晨曦给楼宇镀上金边。
新的一天开始了。而鑫旺化工案的鉴定，也进入了最关键的实验室分析阶段。
她知道，自己能做的很有限。但即使有限，也要做到极致——用专业，用细心，用对真相的执着，去守护那道公正的底线。
窗外的鸟开始鸣叫，清脆的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苏清越洗了把脸，换上制服。镜子里的人眼睛里有血丝，但眼神依然清澈坚定。
今天，她要继续推进平台建设项目。那个项目，将来或许能避免今天这样的困境。
路还很长。但她会一直走下去。
因为法治的进步，就是在这样一次次困境、一次次反思、一次次改进中，慢慢实现的。
而她，愿意成为这漫长进程中，一块坚定的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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