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旺化工案二审宣判的前一天，省高法十七楼的小会议室灯火通明。墙上时钟指向晚上十点，椭圆形会议桌边坐着七个人——民四庭合议庭的三位法官，以及应召前来提供专业意见的四位专家：省环科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省司法鉴定中心技术总监，还有苏清越。
这是赵明提出的“专家论证会”。在三份鉴定报告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他想在宣判前最后一次听取专业意见。
“各位专家，时间紧张，我们直奔主题。”赵明开门见山，“明天上午九点宣判，合议庭已经形成了初步意见。但在下判前，我们想最后确认几个技术问题。”
他打开投影，三份报告的结论对比表出现在幕布上。
“第一个问题：污染范围的认定。为什么会有七百米的差异？”
省环科院副院长先开口：“我们是基于现场踏勘和扩散模型计算的。考虑了地下水流向、土壤渗透性、污染物迁移速率。鑫旺化工厂区地势较低，雨季时污染会随地表径流扩散。”
地大教授补充：“我们做了示踪实验，用无害染料模拟污染物迁移，实测扩散距离确实超过一千米。”
司法鉴定中心的技术总监推了推眼镜：“我们的评估主要依据环保局历史监测数据。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鑫旺化工周边三百米外的监测点，污染物浓度都在标准限值以下。”
“但如果监测点布置不合理呢？”省环科院副院长反问，“我们检查了监测点的位置，都在上风向或远离污染源的地方。这就像在干净的屋子里测空气质量，然后说整个城市空气都好。”
会议室里气氛有些紧张。
赵明抬手示意：“第二个问题：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评估。为什么从三百二十万到八十万，差距这么大？”
这一次，三位专家都沉默了。
苏清越翻开笔记本：“我研究了三家的评估方法。省环科院采用的是‘替代成本法’——计算修复到污染前状态需要的费用。地大采用的是‘价值损失法’——计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市场价值损失。而中环……”
她顿了顿：“中环采用的是‘主观评估法’，主要依据专家经验打分。这种方法在学术上争议很大，因为没有客观标准。”
“但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司法鉴定中心的技术总监说，“环境损害评估不是纯科学，要考虑现实可行性。你算出再高的损失，企业赔不起，最后还是执行不了。”
“所以就应该低估？”省环科院副院长皱眉，“那环境公益诉讼的意义在哪里？”
“意义在推动整改，不在惩罚。”技术总监针锋相对，“鑫旺化工已经投了三千万改造设备，这比任何赔偿都有价值。”
眼看争论又要升级，赵明再次打断：“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各位认为，这个案子里，惩罚性赔偿该不该支持？如果支持，多少合适？”
这个问题让会议室彻底安静下来。
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法系的制度，我国引入时间不长，实践中争议极大。支持者认为这是遏制恶性污染的必要手段，反对者认为这会加重企业负担、影响营商环境。
地大教授先开口：“从法律上讲，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是‘故意或重大过失’。鑫旺化工偷排暗管，明显是故意。从功能上讲，惩罚性赔偿要起到惩戒和预防作用。如果只是赔修复费用，企业可能觉得违法成本不高，以后还会再犯。”
“但企业已经整改了。”技术总监说，“预防的目的已经部分实现。而且惩罚性赔偿会让企业背上沉重负担，可能影响几百人就业。”
“就业不能成为违法的理由。”省环科院副院长声音提高，“如果每个污染企业都说‘我解决了就业’，那环境还怎么保护？”
赵明看向一直没说话的苏清越：“小苏，你的看法呢？”
苏清越放下笔。她知道，这个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价值判断问题。
“我研究过最高法发布的所有环境公益诉讼指导案例。”她缓缓开口，“在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例中，法院考量的核心因素有三个：一是侵权人主观恶性大小，二是损害后果严重程度，三是侵权人事后态度。”
她调出准备好的案例摘要：“鑫旺化工的偷排行为持续了两年，期间曾被行政处罚三次但仍不改正，这属于主观恶性大。污染导致周边十几户村民饮用水安全受影响，农作物减产，这属于损害后果严重。至于事后态度……”
她顿了顿：“企业确实投入了整改，但整改不彻底，最近仍有超标排放。而且，在诉讼过程中，企业试图通过‘先进企业’称号来影响司法，这不能算真诚悔改。”
“所以你认为该支持惩罚性赔偿？”
“该支持。”苏清越说得坚定，“但数额要合理。我建议采用‘比例原则’——惩罚性赔偿数额应该与直接损失、侵权人获利、主观恶性、支付能力等因素成比例。既不能过高导致企业无法承受，也不能过低失去惩戒作用。”
“具体多少合适？”
苏清越调出一组数据：“我统计了全国类似案例。对于恶意偷排造成饮用水污染的案件，惩罚性赔偿通常是直接修复费用的0.5到1.5倍。考虑到鑫旺化工有整改行为，但整改不彻底，建议取中位数——一倍。”
会议室里响起计算器的按键声。如果按省环科院的直接修复费用八百五十万计算，惩罚性赔偿就是八百五十万，加上服务功能损失三百二十万，总赔偿额将超过两千万。
“这个数额，企业承受得起吗？”有人问。
“根据公开的财务数据，鑫旺化工去年净利润四千八百万。”苏清越说，“两千万的赔偿会影响利润，但不会导致破产。而且可以分期支付，或者用替代性修复抵扣部分赔偿。”
论证会持续到凌晨一点。送走专家后，赵明叫住苏清越。
“小苏，你留下来，我们聊聊。”
两人回到会议室。窗外，城市的灯火稀疏了许多，只有主干道的路灯还亮着。
“你刚才说的，合议庭其实都考虑过。”赵明点了支烟，“但现实比理论复杂。你知道吗？今天下午，区里主要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案子关系到‘地方稳定’。”
苏清越心里一沉：“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如果判太重，企业可能真的会裁员，甚至停产。几百个工人失业，对云湖区不是小事。”赵明吐出一口烟，“区里希望法院‘酌情考虑’。”
“那法律呢？环境呢？清水湾的村民呢？”
“都在考虑范围内。”赵明苦笑，“法官判案，不能只考虑法律条文，还要考虑社会效果。这就是司法的现实。”
苏清越沉默了。她知道赵明说得对，但这种“现实”让她感到无力。
“赵庭长，如果因为这个案子，让其他污染企业觉得‘只要解决就业就可以污染’，那以后环境还怎么保护？”
“所以平衡很难。”赵明掐灭烟，“但小苏，我要告诉你，合议庭的初步意见，是支持惩罚性赔偿。”
苏清越抬起头。
“数额可能达不到你建议的那么高，但一定会判。”赵明看着她，“这是我们能守住的底线。环境司法如果连恶意偷排都不敢重判，那就真的失去意义了。”
“那区里的压力……”
“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赵明站起身，“这句话不是空话。省高法的法官，如果连一个区里的压力都顶不住，还谈什么司法权威？”
这话说得很平静，但有一种力量。
苏清越也站起来：“赵庭长，我能问个问题吗？”
“问吧。”
“您当年为什么选择当环境法官？”
赵明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我父亲是环保局的工程师，小时候常带我去河边采样。那时候东江的水很清，能看见鱼。后来我上大学时，有一次回家，发现河变黑了，鱼死了。我就想，总得有人为这些不会说话的鱼和河做点什么吧。”
他走到窗前，看着夜色中的城市：“当了二十多年法官，办了几百个环境案子。有时候赢，有时候输，有时候判了也执行不了。但每次看到污染企业被处罚，看到受损的环境开始修复，就觉得还有希望。”
苏清越看着他的背影。这个平时严肃的庭长，此刻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出一种少见的柔和。
“小苏，你还年轻，未来的路很长。”赵明转过身，“环境司法这条路，不好走。会有压力，会有诱惑，会有挫败。但只要你记住为什么出发，就能一直走下去。”
“我会记住的。”
离开会议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灯发着幽暗的光。
苏清越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口，却没有进去。她继续往前走，来到十七楼的落地窗前。
窗外，整个城市都在沉睡。远处，东江像一条黑色的绸带，静静流淌。江对岸的工厂区还有几盏灯亮着，不知道是不是在偷排。
她想起清水湾的王大姐，想起那个浑浊的水杯，想起孩子身上的红疹。
也想起鑫旺化工厂区那些穿着工装的工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企业污染，只是在为生计奔波。
还想起法律条文，想起证据规则，想起司法程序。
所有这些，都要在一个判决里找到平衡。这个平衡点在哪里？没有人能给出标准答案。只能靠法官的专业、良知和对正义的理解，一点点去摸索。
手机震动，是周维发来的：“还没睡？”
“刚开完会。你呢？”
“在写案件报告。”周维发来一张照片——桌上堆满了卷宗，电脑屏幕还亮着，“那个国企老总的案子，终于查实了。境外账户，三千万。”
“恭喜。”
“没什么可恭喜的，只是完成工作。”周维说，“清越，你们明天宣判？”
“嗯。”
“压力大吗？”
苏清越想了想，回复：“大。但赵庭长说，这是能守住的底线。”
“那就守住。”周维很快回复，“法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守住底线。守住了，阵地就在；守不住，就后退了。”
“嗯。”
“早点休息。明天，我等你消息。”
关了手机，苏清越最后看了一眼窗外。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几个小时后，她将见证一个重要的判决。这个判决可能改变不了太多，但至少，能让污染者付出代价，能让受害者看到希望，能让后来者知道——法律不是摆设，正义不会缺席。
这就够了。
她走回办公室，关上门。在沙发上躺下时，她想，等这个案子结束，要好好推进平台建设项目。那个项目如果能做成，将来环境损害鉴定会更科学、更规范、更公正。
一件一件做，一点一点推。法治的进步，就是这样实现的。
窗外，天亮了。第一缕晨光穿透云层，照在省高法大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金色的光芒。
新的一天，新的战斗，新的希望。
而她，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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