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居住的第七天，李为民提出了谈话要求。
不是提审，是他主动要求的谈话——这其中的微妙区别，让专案组的年轻人们有些摸不着头脑。只有苏清越明白，这位退休多年的副厅级干部，正在用他熟悉的方式，重新定义这场交锋的“规则”。
“他想掌握主动权。”会议室里，苏清越对专案组成员分析，“主动要求谈话，而不是被动等待讯问。这说明他心理上已经接受了被调查的现实，但不想被完全牵着鼻子走。他需要一种‘配合调查’的姿态，而不是‘接受审讯’的被动。”
负责内勤的小赵皱眉：“那我们怎么办？按他的节奏来？”
“不。”苏清越摇头，“我们尊重他的要求，但要让他明白，谁才是规则制定者。”
她看向负责外调的老陈：“陈主任，这七天，外围调查有什么进展？”
老陈翻开笔记本：“我们顺着李浩然交代的三个开发商这条线往下挖。其中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李为民被采取措施后，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但还没有主动接触我们。第三家，‘东州荣鼎地产’的老板张荣，昨天通过律师传话，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希望能‘当面说明情况’。”
“张荣？”苏清越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在铁盒的解密材料里，有一份2009年的《项目顾问协议》，就是李为民以“金岸咨询公司”名义与张荣签的，涉及当时东州市南湖区一块商业用地的招拍挂。
“这个张荣，和李为民的关系怎么样？”
“根据李浩然的交代，张荣是李为民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但2013年之后，两人关系明显疏远。我们调取了张荣公司的财务记录，发现2013年到2015年，张荣确实没有向李为民的海外账户支付过‘咨询费’。直到2016年，才又有一笔两百万美元的资金往来。”
苏清越敏锐地捕捉到时间节点：“2013年到2015年……正好是李为民退居二线、准备退休的阶段。2016年，是他正式退休后的第一年。”
“对。”老陈点头，“而且那笔两百万美元，名义是‘澳洲项目投资分红’，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张荣在澳洲根本没有投资项目。”
“有意思。”苏清越沉思片刻，“张荣想‘说明情况’，很可能就是想解释这笔钱。他意识到我们查到了海外账户，想抢先一步，把自己摘出来。”
“见不见？”
“见。”苏清越果断道，“但不是现在。让他再等等。我们先去会会李为民。”
上午十点，李为民家中。
客厅的窗帘拉开了一半，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李为民坐在沙发上，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和羊毛背心，头发一丝不乱。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套紫砂茶具，茶香袅袅。
值班的年轻纪检干部小刘站在客厅角落，见苏清越进来，微微点头示意。
“苏主任，请坐。”李为民抬手示意对面的沙发，语气平静得像是在招待客人，“刚泡的正山小种，尝尝。”
苏清越没有坐他指的沙发，而是选了侧面的单人椅坐下——这个位置既不会显得过于对峙，也避免形成“宾主对坐”的错觉。
“李老，听说您想谈谈？”
“嗯。”李为民给她倒了杯茶，“这几天在家，想了很多。有些事，我觉得应该说清楚。”
茶汤橙红透亮。苏清越没有碰茶杯，只是看着李为民：“您说。”
“首先，我承认，我在工作中犯过错误。”李为民的开场白很标准，“利用职务便利，为一些企业打过招呼，收受过一些‘感谢费’。这些我都认。”
他顿了顿，观察苏清越的反应。但苏清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李为民话锋一转，“有些事，不是外界传的那样。比如我在澳洲的房产，那确实是我儿子和儿媳买的，用的是他们自己的积蓄和银行贷款。我最多就是帮忙找了找关系，让他们拿到了稍低一点的利率。这构不成犯罪吧？”
“您说的‘找关系’，具体是找了谁？”苏清越问。
“一个在澳洲银行工作的老同学，早就退休了。”李为民回答得很流畅，“纯属私人帮忙。”
“那william Lee信托呢？受益人是您孙子。”
李为民叹了口气：“那是我一个远房堂兄设立的家族信托，只是借用了孙子的名字。信托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可以去查信托的设立文件，委托人不是我，资金来源也与我无关。”
“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请求澳大利亚方面协助调取信托文件了。”苏清越平静地说，“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李为民端茶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自然：“那最好。清者自清。”
“还有王建国。”苏清越换了个话题，“2008年那份《合作投资协议》，您以‘金岸公司’名义签的字。这笔交易，您怎么解释？”
“那是正常的商业投资。”李为民放下茶杯，“王建国当时缺资金，我在澳洲的公司有闲钱，就投了一些。后来项目赚了钱，按比例分红，合法合规。”
“金岸公司在澳大利亚没有实际经营，注册资本只有一万澳元。这样的公司，有能力做四百万美元的投资吗？”
“那是……”李为民语塞片刻，“那是通过杠杆融资。具体的金融操作，我年纪大了，记不清了。”
“那比特币呢？”苏清越步步紧逼，“2017年，您儿子李浩然在国内交易所购买了五百三十枚比特币，全部转入了您的离线钱包。这笔资金，来源是什么？”
客厅里的空气骤然凝固。
李为民脸上的平静终于出现裂缝。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动作比之前慢了许多。
“比特币……是我儿子自己的投资。他转给我，是让我帮忙保管。这也不犯法吧？”
“如果是合法资金，当然不犯法。”苏清越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茶几上，“但根据我们的调查，李浩然购买比特币的资金，来源于他在2016年至2017年间，分十七次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总额八百六十万人民币。这些现金，无法说明合法来源。”
她翻开文件第一页：“这是银行流水和取现记录。每次取现金额都在五十万以下，刻意避开了大额交易报告门槛。李浩然解释说是‘家庭备用金’，但这个说法，您觉得司法机关会采信吗？”
李为民盯着那份文件，沉默了足足一分钟。
“苏主任，”他再开口时，声音有些沙哑，“你们到底想查什么？如果是我个人的问题，我认。该退赃退赃，该受处分受处分。但有些事，牵扯太广，对谁都没好处。”
“李老，”苏清越身体微微前倾，“我们查的，是事实，是法律。不存在‘想查什么’，只存在‘是什么’。如果您觉得有些事‘牵扯太广’，那更应该主动说清楚。主动交代和被动查实，在量刑上是有区别的。这个道理，您应该比我们更懂。”
又是一阵沉默。
窗外的阳光移动了几分，茶几上的茶已经凉了。
“我……需要时间想想。”李为民最终说。
“可以。”苏清越站起身，“但时间不等人。张荣已经表示愿意配合调查，还有另外两位开发商，也在我们的视线里。谁先交代，谁就能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
她走到门口，转身补充了一句：“李老，您孙子在墨尔本大学读大三，学的是金融，成绩很好。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您希望他未来在求职、从业时，永远背着一个‘贪官后代’的标签吗？”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李为民最后的心理防线。
他的肩膀垮了下来。
三天后，李为民正式交代。
不是竹筒倒豆子般的全盘托出，而是有选择、有节奏的交代。这符合他这种级别干部的作风——他们太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以及说到什么程度。
专案组的笔录做了整整两天。
李为民承认了通过王建国等“白手套”转移资产的事实，也承认了利用比特币洗钱的操作。但他坚持，这些钱大部分是“感谢费”和“投资回报”，而非索贿受贿——这涉及到主观故意和罪名认定的关键区别。
更重要的，是他抛出了一个名单。
“这些人，都和我有过类似的‘合作’。”李为民在交代时，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别人的事，“有的在我退休后还保持联系，有的早就断了。但我建议你们查查。”
名单上有八个人：
· 三名现任厅级干部（其中一人在邻省任职）
· 五名退休干部（级别从副厅到处级不等）
每个人的名字后面，他都简单标注了“合作领域”：土地审批、规划调整、工程招标、矿业权转让、金融牌照……
“这是‘政商旋转门’的典型样本。”苏清越在专案组会议上分析，“在职时利用职权为企业谋利，退休后或通过子女、或通过‘白手套’，以顾问费、咨询费、投资分红等形式获取回报。有些甚至在企业挂个‘独立董事’‘战略顾问’的虚职，每年拿几十上百万的‘薪酬’。”
老陈皱着眉头：“这名单上的有些人，名声很好，甚至被当做‘能吏’宣传。如果查下去，震动会很大。”
“所以李为民才把这个名单抛出来。”苏清越冷笑，“他是在告诉我们：我身后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查我一个，可以。但要深挖下去，你们得掂量掂量。”
“那我们怎么办？”
“按规定办。”苏清越合上笔记本，“名单涉及本市的干部，我们初核。涉及外省和外系统的，整理材料上报省纪委，由省里协调。至于那些退休的……周书记有句话说得对：退休不是保险箱。”
第二天，市纪委会议室。
周怀远召集了副书记和各监督检查室主任开会，专题研究李为民案涉及的问题线索。
苏清越汇报了名单情况和初步研判。
听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这些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太清楚这个名单的分量。它像一块石头，投进了看似平静的湖水，底下却可能掀起暗涌。
“李为民这是给我们出了道难题。”一位副书记打破沉默，“查，牵涉面广，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震荡。不查，这些线索摆在这里，将来万一出事，我们就是失职。”
周怀远看向苏清越：“清越同志，你的意见？”
苏清越站起身：“我的意见是，查。但要讲究方法。”
“具体说。”
“第一，分类处置。对名单上的在职干部，严格按照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开展初步核实。注意保密，控制知情范围，避免打草惊蛇。”
“第二，重点突破。选择其中一两个线索清晰、证据相对容易获取的作为突破口。比如这位——”她指向名单上的一位退休副厅长，“他2015年退休后，立即被一家民营房企聘为‘高级顾问’，年薪一百万。而这家房企，在他任职期间曾多次获得土地优惠。这种时间上的紧密衔接，本身就很有调查价值。”
“第三，借力打力。名单涉及外省和外系统的，我们全力配合上级纪委工作。这不是我们一家的事，是整个纪检监察系统的事。”
周怀远听完，点了点头。
“我同意清越同志的意见。”他环视会议室，“同志们，李为民抛出这个名单，确实有‘搅混水’的意图。但反过来想，这也是我们深化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契机。”
他顿了顿，语气严肃起来：“过去我们常说，反腐要‘零容忍’。但真正落实起来，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顾虑：这个干部有能力，那个干部有背景，这个案子牵扯面太广……于是就有了‘下不为例’‘适可而止’。但结果呢？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李为民案告诉我们，腐败问题往往不是孤立的。一个李为民倒下，背后可能牵出一串人。如果我们因为怕‘牵扯太广’就不查，那反腐败的震慑力在哪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在哪里？”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所以，”周怀远斩钉截铁地说，“查。按照清越同志提出的方法，稳妥有序地查。该我们本级管的，坚决查清楚。该上报的，第一时间上报。记住，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如果怕得罪人，就别坐在这里。”
他看向苏清越：“跨境追赃那边，有什么进展？”
苏清越汇报：“省纪委已经将案件材料报给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国家局反馈，他们已经启动了与澳大利亚方面的非正式沟通。但对方态度比较谨慎，强调需要‘完整的证据链和符合澳大利亚法律程序的请求文件’。估计正式司法协助请求的准备工作，至少还需要一个月。”
“一个月……”周怀远沉吟，“时间不短。但也好，给我们留出了深挖国内问题的时间。这样，清越，你集中精力抓名单上线索的初核。跨境追赃那边，让专班继续跟进，有进展随时汇报。”
“明白。”
散会后，周怀远把苏清越单独留下。
“压力大吗？”他问。
“有点。”苏清越实话实说，“这个名单，比我想象的复杂。”
“复杂是正常的。”周怀远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城市，“中国的政治生态，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很多干部，有功劳也有问题，能干事儿也会犯错误。怎么把握这个度，是对我们政治智慧和业务能力的双重考验。”
他转过身：“清越，你要记住一点：我们查案子，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抓多少人，而是为了净化政治生态，为了推动改革，为了让这个体制变得更好。所以，办案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对真正悔错改错的，要给出路。对冥顽不灵的，要零容忍。这个分寸，你要在实践中慢慢体会。”
苏清越认真点头：“我记住了。”
“还有，”周怀远难得地笑了笑，“周维那小子，最近没少跟我打听你。你们俩的事，也该提上日程了。别光顾着工作。”
苏清越脸一热：“等这个案子告一段落吧。”
“也好。”周怀远挥挥手，“去吧。记住，天塌不下来。真有塌下来的那天，也是我们这些老家伙先顶着。”
走出会议室，苏清越长长地吐了口气。
窗外的阳光正好。楼下的院子里，几株桂花树已经开始吐露芬芳。
她想起李为民交代时那平静中带着疲惫的眼神，想起名单上那些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想起远在澳洲可能还一无所知的李为民的孙子。
这场战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再到一张网。
而她，正站在网的中心。
手机响了，是专案组的小赵：“苏主任，张荣又打电话来了，问什么时候能见他。他说……有重要情况要反映，关于李为民和名单上某个人的。”
苏清越眼神一凝：“告诉他，下午三点，区纪委谈话室。我亲自见他。”
新的突破口，或许就在这个主动上门的开发商身上。
而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无论是面对退休厅官的狡辩，还是面对更庞大的系统的阻力，她都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
因为路的尽头，不是个人的胜利，而是制度的胜利。
这才是她选择这份事业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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