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组进驻云湖街道办事处的第三天，苏清越在区纪委监委的走廊里遇见了张建国。
那时是早晨八点十分，上班的人流刚过高峰。张建国穿着深色夹克，手里拎着公文包，正从三楼会议室出来。看见苏清越，他脚步顿了一下，脸上随即堆起笑容：“苏主任早啊。”
“张主任早。”苏清越平静回应。
两人擦肩而过时，张建国忽然压低声音：“苏主任年轻有为，从省里到基层挂职，不容易。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我在云湖工作二十多年，人熟。”
这话听起来是客气，但苏清越听出了弦外之音——强调自己在云湖的根基，暗示自己的人脉资源。
“谢谢张主任。有需要一定请教。”
回到办公室，张玉梅正在接电话，表情严肃。挂了电话，她对苏清越说：“审计组那边遇到阻力了。”
“怎么了？”
“旧城改造项目2019年的部分档案，说是在搬家中丢失了。”张玉梅冷笑，“这么巧，偏偏是我们要查的那部分。”
“谁说的？”
“街道档案室。说2019年底机构改革，办公室调整，可能那时候弄丢的。”
这借口太拙劣了。苏清越想起省纪委王主任教过的：当重要证据“意外”丢失时，往往说明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有人想掩盖。
“审计组什么态度？”
“要求街道办出具书面说明，并组织人员寻找。但你知道，这种‘寻找’可能就是做做样子。”张玉梅摇头，“清越，这案子恐怕查不下去了。”
苏清越没有说话。她走到窗前，看着楼下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冬天的树枝光秃秃的，但在枝杈间，已经能看到细小的芽苞——春天总会来的，哪怕经历寒冬。
“玉梅姐，”她转过身，“档案可能丢失，但人还在。当年参与项目的人，应该都还记得一些情况。”
“你是说……”
“审计组可以访谈。”苏清越说，“当时的分管领导、经办人员、甚至施工方、被拆迁户。档案可以丢失，但记忆不会完全消失。”
张玉梅眼睛一亮：“对！而且不同人的说法可能互相印证，甚至互相矛盾。从矛盾中，也许能找到突破口。”
两人立即起草了一份访谈建议，通过正式渠道转给审计组。同时，苏清越开始梳理当年可能知情的人员名单。
中午在食堂，她遇见了区审计局的老王。老王端着餐盘在她对面坐下，压低声音：“小苏，你们那个线索，水可能很深。”
“王科长，您发现了什么？”
“还没进场，就有人打招呼。”老王苦笑，“昨天下午，区里某位领导找我，说审计要‘服务大局’，不能影响云湖街道的正常工作。话里话外的意思，你们明白。”
“哪位领导？”
老王摇摇头：“这个不好说。但我提醒你，张建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在区里的关系网很复杂。”
“我明白了。谢谢王科长。”
饭后，苏清越想找周维商量，但周维去市里开会了。她独自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调出张建国的干部档案。
1975年出生，1997年参加工作，一直在云湖街道。从办事员到副主任，二十六年没离开过这片区域。舅舅曾任云湖区常务副区长，2016年退休。妻子王秀梅的弟弟，在区住建局工作。表弟李强，经商。
一个典型的基层“关系网”。在这个网络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互相依存，互相庇护。
手机响了，是母亲。
“清越，吃饭了吗？”
“吃了。妈，您呢？”
“刚吃完。”母亲的声音有些犹豫，“你郑阿姨今天来家里，说了些事。”
苏清越心里一紧：“什么事？”
“她说……你在查云湖街道的张主任？清越，郑阿姨和张主任的妻子是远房表亲。她说张主任人不错，工作也认真，可能有些误会。”
果然。在云湖这样的小地方，人际关系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妈，这是工作上的事，我有分寸。”
“妈知道。”母亲叹了口气，“但你要小心。郑阿姨说，张主任在区里认识很多人。妈不是要干涉你工作，是担心你。”
“我明白。妈，您放心，我会依法依规办事。”
挂了电话，苏清越感到一阵疲惫。这不仅是办案的压力，还有人情社会的压力。在基层，每个人都是熟人，每件事都可能牵动复杂的关系。
但她知道，自己不能退缩。如果因为人情而放弃原则，那监督就失去了意义。
下午三点，周维回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开会时，市纪委领导传达了省里的精神。”周维关上门，“近期要‘稳妥推进’案件查办工作，注意‘三个效果统一’，特别是要维护基层干部队伍的稳定。”
这话说得很官方，但指向明确——不要轻易动基层干部。
“是针对我们这个案子吗？”苏清越问。
“没有点名，但时间点很巧合。”周维看着她，“清越，我们要重新评估这个案子。如果继续查下去，可能会面临很大压力。”
“但如果确实有问题呢？”
“有问题当然要查。但要注意策略。”周维在办公室里踱步，“我的建议是，先把已经发现的疑点固定下来，形成书面报告。但暂时不采取进一步措施，等合适的时机。”
“什么时机？”
周维停下脚步，看着她：“清越，有些时候，办案需要耐心。现在阻力太大，硬碰硬可能适得其反。我们可以先把证据做实，等时机成熟——比如，等张建国工作调动，或者等上级有专项部署时，再启动调查。”
这听起来很现实，但苏清越心里不舒服。她想起在省纪委时王主任的话：“纪检监察干部要敢于担当，不能因为压力就放弃原则。”
“周维，如果我们现在停下，那些丢失的档案可能永远找不回来，知情人也可能被‘做工作’。到时候再查，难度会更大。”
“我知道。”周维揉揉太阳穴，“但清越，你要明白，我们不是在省纪委，而是在基层。基层有基层的生态，有基层的规则。有时候，妥协不是放弃原则，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原则。”
这话让苏清越沉默了很久。她承认周维说得有道理，但内心深处，她无法接受这种“妥协”。
“让我想想。”
晚上，苏清越没有加班。她去了云湖边的步道，一个人慢慢走。冬夜的湖面漆黑一片，只有远处桥上的灯光在水面投下破碎的金色。
她想起三年前，自己刚来云湖法院时，也曾在这条步道上散步。那时她充满理想，相信法律能解决一切问题。
三年过去了，她看到了更多——看到法律的局限，看到权力的复杂，看到人性的弱点。但她的理想没有变，只是变得更坚韧、更现实。
手机震动，是郑晓慧。
“清越，听说你在云湖遇到难题了？”
“郑姐，您的消息真灵通。”
“政法系统没有秘密。”郑晓慧笑了笑，“特别是你这样的年轻干部，很多人都关注。张建国那个案子，我听说了。”
“郑姐，您觉得我该怎么办？”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清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办这个案子，是为了查办一个干部，还是为了推动一个问题解决？”
苏清越想了想：“两者都有。如果张建国确实违纪违法，当然要查办。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案子，推动基层权力运行的规范化。”
“说得好。”郑晓慧说，“那你就要想清楚，怎样才能真正推动问题解决。有时候，直接查办一个人，可能引起反弹，问题依然存在。有时候，通过其他方式推动制度完善，可能效果更好。”
“您的意思是……”
“我不是要你放弃。”郑晓慧说，“而是要你拓宽思路。比如，能不能以这个案子为契机，推动全区开展旧城改造项目专项治理？把个案问题变成普遍性问题来抓，这样阻力会小一些，效果可能更好。”
苏清越豁然开朗。是啊，如果只盯着张建国一个人，很容易陷入个人对抗。但如果提升到制度层面，推动整个领域的治理，就是另一回事了。
“谢谢郑姐，我明白了。”
“另外，”郑晓慧顿了顿，“清越，你在基层挂职的时间快到了吧？省纪委研究室需要你回来，有个重要课题要你牵头。”
“什么课题？”
“《基层微腐败治理机制研究》。”郑晓慧说，“王主任点名要你负责。你在一线有了实践经验，再回来做研究，会更扎实。”
回到宿舍已经九点。苏清越打开电脑，开始起草两份材料。
第一份是《关于张建国同志有关问题线索的初步核实情况报告》，客观陈述了发现的疑点，建议“持续关注，待时机成熟时进一步核查”。
第二份是《关于开展全区旧城改造项目遗留问题专项治理的建议》，从张建国案引伸开去，分析了旧城改造领域可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了专项治理的方案。
写完已经十一点。她把两份材料发给了周维，附上一句话：“这是我思考后的建议，你看是否可行。”
半小时后，周维回复：“很好。第一份材料按程序报批，第二份材料可以报区委区政府参考。既能守住底线，又能推动工作。清越，你成长了。”
看着这条回复，苏清越心里五味杂陈。是的，她成长了，学会了在原则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学会了用更智慧的方式推动问题解决。
但这成长中，也有一丝无奈——对现实复杂性的无奈，对理想不能完全实现的无奈。
她走到窗前，看着云湖区的夜景。这片土地上有她太多的记忆——第一次开庭的紧张，第一次写判决书的慎重，第一次面对压力的迷茫，还有第一次收获认可的喜悦。
而现在，她在这里，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守护着这片土地的清风正气。
虽然难，虽然累，虽然有时会感到无力。
但她不会放弃。因为这是她的选择，是她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手机又响了，是母亲：“清越，睡了吗？”
“还没，妈。”
“妈想了想，还是要支持你。”母亲的声音很温柔，“你爸说了，你是党的干部，就要为党工作。人情是人情，原则是原则。妈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但妈知道，我的女儿是个正直的人。”
苏清越眼眶一热：“妈……”
“好了，早点睡。工作要干，身体也要注意。”
挂了电话，苏清越擦了擦眼角。是的，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家人的支持，有同事的并肩，有组织的培养，有人民的期待。
这些，都是她前行的力量。
夜深了，云湖区渐渐安静下来。但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干部，在为理想而坚守，为责任而担当。
而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新的工作，新的挑战，新的希望，都在等待着他们。
她关掉灯，躺下。在黑暗中，她对自己说：
“苏清越，坚持下去。无论多难，都要守住底线，都要推动进步，都要不负初心。”
窗外的夜空，星星稀疏，但每一颗都坚定地闪烁着。
就像她心中的法治之光，虽然微小，但永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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