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上午九点，东州大学法学院。
苏清越在陈明远教授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学者。办公室不大，三面墙都是书架，堆满了法学书籍和文件夹。陈明远六十出头，头发花白但梳理得整齐，戴一副金丝眼镜，气质儒雅。
“苏主任，久仰。”陈明远起身握手，“你在云湖的‘三化建设’，我关注很久了。用信息化推动监督创新，这个思路很有前瞻性。”
“陈教授过奖了。”苏清越在沙发坐下，“我拜读了您关于‘同案不同判’的研究文章，很受启发。今天来，是想请教一些专业问题。”
“请讲。”陈明远泡了两杯茶。
苏清越打开公文包，拿出那份数据分析图表：“这是我们初步梳理的东州市知识产权案件判赔金额分布。如您所见，差异巨大。从专业角度看，这正常吗？”
陈明远接过图表，看了很久。办公室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不正常。”他终于开口，语气严肃，“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一致性原则。类似案件，判赔金额出现三五倍的差异，或许可以解释为个案特殊情况。但几十倍的差异……”他摇摇头，“要么是法官专业能力严重不足，要么是有非法律因素干扰。”
“您倾向于哪种？”
陈明远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苏主任，我研究司法制度三十年了。一个法官专业能力不足，可能导致个别案件偏差。但如果同一个法院、同一类案件，长期出现系统性偏差，那就不是能力问题了。”
他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文件夹：“这是我收集的东州市法院近五年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文书分析报告。你看这里——”
他翻开其中一页，指着表格：“我统计了全市三十七名审理过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按照他们判决的平均金额做了排序。排名前三的和倒数前三的，判赔金额差距平均在八倍以上。更关键的是，”他顿了顿，“这些‘高判法官’和‘低判法官’，在法学背景、审判年限、专业培训方面，没有显着差异。”
苏清越心跳加快：“那差异来自哪里？”
陈明远合上文件夹，声音压低了：“我私下做过一些调研。发现一个现象：那些判赔金额特别高的法官，经常出现在某些律师事务所的‘客户答谢会’上。而那些判赔金额特别低的法官，则和另一些律师走得近。”
“您的意思是……”
“司法掮客。”陈明远吐出四个字，“有些律师，专门做这种生意。他们向当事人承诺‘能拿到高额赔偿’，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法官。反过来，也有些律师，专门帮被告方‘摆平’事情，让判赔金额尽可能低。”
苏清越想起老宋说的“专业壁垒”。原来壁垒不只在于法律知识，更在于这种隐秘的利益输送网络。
“陈教授，您手头有具体线索吗？”
陈明远沉默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我是学者，不是侦探。有些话，我不能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名字：张宏伟律师。他是东州知识产权领域的‘大腕’，胜诉率高达85%，平均判赔金额是行业平均值的两倍。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人。”
张宏伟。苏清越记下这个名字。
“另外，”陈明远补充道，“你要查，就要查清楚整个链条。一个张宏伟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背后可能有一张网——哪些法官和他关系密切？哪些企业是他的长期客户？这些企业和法官之间，有没有其他关联？”
“我明白。”苏清越郑重道谢，“陈教授，谢谢您的指点。”
“不用谢我。”陈明远看着她，“苏主任，我研究了一辈子司法制度，最痛心的就是看到司法公信力受损。‘同案不同判’伤害的不仅是当事人，更是整个法治的根基。如果你能推动解决这个问题，我全力支持。”
离开法学院时，已近中午。苏清越坐在车里，脑子里飞快运转。
张宏伟律师。知识产权领域。高胜诉率。高判赔金额。
她拿出手机，打给二室内勤小何：“帮我查一个律师：张宏伟，应该是知识产权领域的。我要他的基本信息、执业律所、主要客户、近五年代理案件情况。”
“好的，苏主任。”
下午两点，二室小会议室。
苏清越召集一组全体成员，通报了上午的拜访情况。
“张宏伟，”她把打印出来的资料分给大家，“东州君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专攻知识产权诉讼。执业十五年，代理案件三百余件，胜诉率83%。近三年，他代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平均判赔金额四十二万元，而全市同类案件平均值是二十二万元。”
组长老孙看着数据，眉头紧锁：“这个数据确实异常。但怎么证明他和法官有不正当交往？律师和法官的正常学术交流、业务探讨，都是允许的。”
“所以我们要找到‘不正常’的证据。”苏清越打开投影，“我梳理了张宏伟近三年代理的五十一起案件，对应二十七名法官。其中，有五位法官审理他的案件超过三起。而这五位法官的判赔金额，普遍偏高。”
她调出另一张表格：“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一个规律：当张宏伟代理原告时，判赔金额平均五十二万；当他代理被告时，判赔金额平均十八万。同一个律师，既能帮原告拿到高额赔偿，又能帮被告压低赔偿——这不像是单纯的诉讼技巧，更像是……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判决结果。”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年轻组员小王举手：“苏主任，我有一个思路。我们可以查张宏伟和这些法官的社交轨迹。比如，他们是否经常出现在同一个饭局？是否参加过同一场学术会议？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这个思路对。”苏清越点头，“但怎么查？我们总不能24小时跟踪吧？”
“不用跟踪。”小王眼睛发亮，“现在有很多公开数据可以利用。比如，学术会议的参会名单通常是公开的；高端餐厅的会员信息虽然保密，但可以通过消费记录分析；还有社交媒体，很多人会在朋友圈、微博分享聚会照片……”
苏清越想起在云湖时用大数据监督的经验。技术手段确实可以突破传统调查的局限。
“好，小王，你牵头做一个技术分析方案。”她分配任务，“孙组长，你带两个人，去法院调取张宏伟代理案件的完整卷宗——注意方法，就说我们需要研究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标准，为制定监督指引做准备。不要直接说要查法官。”
“这个理由好。”老孙点头，“法院那边应该不会太抵触。”
“另外，”苏清越想了想，“我们还要查张宏伟的客户。哪些企业长期聘请他？这些企业和法官之间，有没有其他利益往来？比如，法官的亲属是否在这些企业工作？企业是否向法官提供过其他好处？”
任务分配完毕，大家分头行动。
苏清越回到办公室，重新审视那些数据。她隐隐感觉，张宏伟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知识产权领域如此，其他领域呢？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掮客”？
手机响了，是老宋。
“清越啊，听说你们一组在查知识产权案件？”电话那头，老宋的声音听不出情绪。
“是的宋主任，我们在研究‘同案不同判’问题，想制定一个监督指引。”
“嗯，这个方向是对的。”老宋顿了顿，“不过要注意方法。政法系统很敏感，查律师可以，但涉及法官要格外慎重。法官有审判独立权，我们不能干涉。”
“我明白，我们只是做数据分析，不针对具体法官。”
“那就好。”老宋话锋一转，“对了，有件事跟你说一下。市中级法院的纪检组长老刘，下午给我打电话了，说听说我们要调知识产权案件卷宗。他问是什么情况。”
苏清越心里一紧。消息传得真快。
“您怎么回复的？”
“我说是为了研究工作需要，让他们配合。”老宋叹了口气，“清越啊，在政法系统查案，和在区里不一样。这里的关系盘根错节，你动一个人，可能牵出一串人。要步步为营。”
“谢谢宋主任提醒，我会注意的。”
挂了电话，苏清越走到窗边。七楼的高度，能俯瞰半个城市。远处，市中级法院的大楼巍然耸立，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是司法权柄的象征，也是她要监督的对象。
她知道老宋说得对，这里的关系网复杂得多。但正因如此，才更需要监督。
三天后，初步调查结果陆续汇总。
小王的社交轨迹分析有了发现：“苏主任，你看这个。”他把笔记本电脑推到苏清越面前。
屏幕上是一张社交网络图谱。中心节点是张宏伟，周围辐射出几十个连接点——法官、企业法务、学者、政府官员……
“我抓取了近三年东州市知识产权相关的学术会议、论坛、培训的参会名单。”小王指着图谱，“张宏伟和十七名法官共同出现过至少三次。其中，中院的张某法官——就是您之前重点关注的那位——和他共同出现了八次。”
“八次？”
“对。而且时间点很有意思。”小王调出时间轴，“每次共同出现后一两个月内，张宏伟就会代理一起由张某审理的案件。无一例外。”
苏清越盯着那张图谱。共同参会或许可以解释为专业交流，但如此频繁且规律的重叠，就不太正常了。
“还有其他发现吗？”
“有。”小王切换页面，“这是通过公开的餐饮点评网站和社交媒体抓取的数据。张宏伟和这几位法官，经常在同一家高端餐厅出现。虽然不能证明他们是一起吃饭，但时空上的重合度很高。”
他调出一张热力图：“这家‘云顶餐厅’，人均消费八百元以上。张宏伟在过去三年去了四十六次，其中有二十一次，张某法官也在同一天出现。”
苏清越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据点，心里有数了。社交轨迹的高度重合，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利益输送，但已经构成重大嫌疑。
这时，老孙那边也有了进展。
“苏主任，法院的卷宗调来了。”老孙抱着一摞材料走进办公室，“但……不太完整。”
“什么意思？”
“关键部分被处理过了。”老孙翻开一份卷宗，“你看，当事人信息、代理律师信息，都涂黑了。法院说，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苏清越接过卷宗，果然看到大片的黑色遮盖。这让她想起裁判文书网的匿名处理。
“他们这是防着我们呢。”老孙叹气。
“没关系。”苏清越放下卷宗，“我们换条路走。查不到卷宗里的信息，我们可以从外围查。”
“怎么查？”
“查企业。”苏清越思路清晰，“张宏伟的客户主要是哪些企业？这些企业的法务负责人是谁？他们和张宏伟、和法官之间，有没有其他关联？”
她看向小王：“能查到张宏伟的客户名单吗？”
“可以试试。”小王想了想，“律师协会应该有备案。另外，上市公司会披露法律顾问信息，非上市公司可能麻烦些。”
“先从上市公司入手。”
一周后，一张更清晰的图谱浮现出来。
张宏伟的主要客户包括三家上市公司、五家高新技术企业。这些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法务总监或分管法务的副总裁，都有法学背景，且经常出现在张宏伟的社交圈里。
更关键的是，苏清越发现其中一家上市公司——东州华科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名单里，赫然写着“陈明远”的名字。
她想起陈明远教授那欲言又止的表情。原来，这位学者也在网中。
“苏主任，要不要找陈教授再谈谈？”老孙问。
苏清越摇头：“暂时不要。陈教授愿意提供张宏伟的名字，已经冒了风险。我们再找他，可能会让他为难。”
她看着那张越来越复杂的网络图。张宏伟在中心，连接着法官、企业、学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通过合法或灰色地带的交往，构建起一个隐形的利益共同体。
而要打破这个共同体，需要更确凿的证据。
“小王，”她忽然问，“张宏伟的律所，有没有税务方面的问题？”
“税务？”
“对。”苏清越思路打开，“律师的收费，一部分走律所公账，一部分可能走私人账户。如果张宏伟通过私人账户收钱，再转给法官，就可能涉及偷税漏税。而税务问题，查起来比司法腐败容易得多。”
小王眼睛一亮：“我明白了！我们可以请税务部门协查！”
“先不急。”苏清越说，“我们自己做初步分析。查张宏伟的个人消费记录——房产、车辆、奢侈品消费。如果他的消费水平远高于合法收入，就是突破口。”
她站起身，走到白板前，画出一个调查路线图：
“第一步，继续深挖张宏伟的社会关系网，固定他和法官交往过密的证据。”
“第二步，调查他的客户企业，寻找可能的利益输送链条。”
“第三步，分析他的财产状况，寻找税务违规线索。”
“三管齐下，只要有一个突破口，就能撕开这张网。”
组员们看着白板上的路线图，眼神逐渐坚定。
“苏主任，有个问题。”年轻组员小李举手，“如果我们查实了张宏伟和法官的不正当交往，怎么处理？法官有审判独立权，我们能不能直接查？”
这个问题很关键。苏清越想了想：“根据《监察法》，法官属于监察对象。但如果涉及审判活动中的具体行为，我们需要区分：是审判权行使本身的问题，还是审判权之外的违纪违法问题。”
她顿了顿：“比如，法官收受贿赂，这是明确的违纪违法，我们可以查。但如果只是裁判尺度问题，就需要更谨慎。我们要做的，是发现裁判异常背后的利益驱动因素。只要找到利益输送的证据，审判独立就不能成为保护伞。”
“明白了。”
散会后，苏清越独自留在会议室。白板上的图表和箭头，像一张蛛网，也像一张作战地图。
她知道，这次调查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张宏伟这样的“大腕”律师，在政法系统深耕多年，关系网深不可测。一旦动他，反弹会很大。
但正因为难，才更要查。
司法掮客腐蚀的是司法的根基。如果连最应该公正的司法领域都成为利益交换的市场，那老百姓还能相信什么？
手机震动，是周维发来的消息：“听说你们在查律师？”
“你的消息真灵通。”
“政法系统就那么大，有点风吹草动都知道。”周维说，“清越，张宏伟这个人，我听说过。他在省里也有关系，你要小心。”
“我知道。”
“需要我做什么吗？”
“不用。”苏清越回复，“你按兵不动，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好。晚上回家吃饭吗？”
“回。不过要晚点。”
“等你。”
放下手机，苏清越看向窗外。夕阳西下，天边燃起一片火烧云。
很美，但转瞬即逝。
就像那些靠利益交换维系的网络，看似牢固，其实脆弱。
她相信，只要找到关键的那根线，轻轻一拉，整张网就会散开。
而现在，她已经摸到了那根线。
剩下的，就是耐心、细致，和一点点的运气。
她收拾好东西，关灯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她的脚步声在回荡。
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她知道，方向是对的。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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