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长贵得知家里积蓄被骗了个精光，如同五雷轰顶。这个老实巴交、平时只管埋头做糕点的男人，第一次爆发了雷霆之怒，扯着哭天抢地的田红星和垂头丧气的尤亮，直奔县公安局报案。
到了公安局，接待他们的民警一听案情，脸色就凝重起来。仔细一问细节——四十多岁的中间妇女、漂亮的“高干女儿”、傲慢的“门卫”、县委后门见面、各种名目的费用——民警立刻说：“你们等等，最近接到好几起报案，手法几乎一模一样！”
这一查不要紧，连同尤家在内，竟然有三四家都中了同样的圈套！都是被所谓的“省里大官女儿”、“市委领导闺女”冲昏了头脑，被骗金额从几百到上千不等。最惨的一家，不仅掏空了家底，还为了凑足骗子索要的“高额彩礼”显示“诚意”，不惜在外面借了七八百块钱的债，如今债主天天上门，家里鸡飞狗跳。
几家受害者在公安局碰了面，互相一诉苦，才发现骗子的剧本都大同小异，只是“官员”的级别和索要钱款的名目稍有变化。大家捶胸顿足，悔恨交加，尤其是田红星，看到还有比自己家更惨的，心里那点侥幸和嘴硬彻底没了，只剩下后怕和冰凉。
警察同志高度重视，立刻并案调查。然而，调查了半个多月，结果却令人沮丧。这伙骗子显然是个经验丰富的流窜作案团伙，很可能是一家三口配合：中年妇女充当能说会道的“中介”，年轻女子扮演涉世未深又傲气的“高干女儿”，还有一个男人负责冒充政府机关的门卫或保安，在一旁做“权威认证”。他们利用的就是一些人急于攀高枝、爱慕虚荣的心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得手后立刻撤离，消失得无影无踪。以当时的侦查条件和技术手段，想要跨省追捕这样的流窜犯，难度极大。
破案希望渺茫，意味着钱基本是要不回来了。
这个消息对尤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尤长贵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整天唉声叹气，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糕点铺的生意都无心打理，时常做错配料，或者烤糊了点心。家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尤亮在机械厂也彻底抬不起头了。他家被骗的事不知怎么传开了，成了全厂皆知的笑话和反面典型。工友们明里暗里地嘲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攀高枝想疯了”，连累家里被骗得倾家荡产。他本来就性格内向懦弱，如今更是沉默寡言，上班能躲就躲，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田红星则是终日哭天抹泪，一会儿骂骗子不得好死，一会儿怨老天爷不开眼，一会儿又怪那些媒婆不肯帮忙才逼得她病急乱投医。街坊四邻看在多年邻居的份上，起初还上门安慰几句，劝他们想开点，钱没了再赚。
可田红星非但不领情，反而觉得别人是在看她的笑话，阴阳怪气地回应：
“哎呦，你们家当然说得轻巧！又没被骗！”
“是啊，我们家是没福气，找不到好亲家，活该倒霉！”
“你们就偷着乐吧！”
几次下来，邻居们也寒了心，不再去自讨没趣，只是私下里摇头叹息，说田红星这是自作自受，只是可怜了尤长贵和尤亮。
倒是尤长贵的妹妹尤长娟，得知哥哥家遭了难，特意从邻县赶来看望。看着哥哥一家愁云惨淡的样子，她又是心疼又是生气，数落了田红星几句“不踏实”、“净想美事”，但终究是自家人，还是偷偷塞给哥哥一些钱，让他先应付眼前的难关，又把侄子尤亮拉到一边，鼓励他振作起来。
更让人意外的是，田红旗也来了。虽然之前姐妹俩闹得不可开交，但毕竟血浓于水。看到妹妹家被骗得这么惨，田红旗心里那点气也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心疼和无奈。她没再多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放下一些营养品和一点钱，叮嘱妹妹“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
尤家一片惨淡，唯有小女儿尤甜甜，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她依旧安安静静地上学放学，回家就躲进自己小屋看书。在这个家里，她似乎一直是个隐形人，父母的关注和家庭的风波很少波及到她。或许，这种被忽视，反而成了一种畸形的保护。
寒冬来临，桐花巷里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年货，洋溢着年的气息。而尤家糕点铺里，却冷清而压抑，仿佛被隔绝在了这份喜庆之外。虚荣和贪婪种下的苦果，最终只能由他们自己艰难吞咽。这个年，对尤家而言，注定是前所未有的寒冷和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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