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腊月十八，年关的脚步声愈发急促，空气中弥漫着炮仗的硫磺味儿和家家户户熬煮年货的香气。然而这喜庆的底色，却与尤长贵和刘彩凤无关。他们像两个游荡在节日边缘的孤魂，为那纸“自由”进行着最后的、也是最为屈辱的冲刺。
尤长贵几乎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子。他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或许还存有一丝情分或者能被利诱的远房亲戚、旧日同事，甚至厚着脸皮去找了早已断绝往来的老熟人。他低声下气，赌咒发誓，许诺高息，描绘着日后糕点店重振雄风（尽管店已不属于他）的虚假蓝图。他拿出了这辈子积攒的所有可怜的人情和脸面，像挤一块干瘪的海绵，试图榨出最后一滴水。
过程可想而知。迎接他的，多半是冷漠的拒绝、含蓄的嘲讽，或是碍于情面勉强借出一点、却明确表示“不用还了”的施舍——那眼神分明在说，拿了这钱，咱们的情分也就到此为止了。他像个乞丐，在冷眼与鄙夷中，一分一毛地凑着那笔巨款。刘彩凤则抱着孩子，守在冰冷的出租屋里，眼巴巴地等着，每一次敲门声都让她心惊肉跳，既盼着是尤长贵带着钱回来，又怕他是空手而归，或者更糟，是被赖家人又堵住打了一顿。
最终，不知是上天怜悯还是命运嘲弄，尤长贵还真的凑齐了一千块。那厚厚一沓面额不一的纸币，用橡皮筋紧紧捆着，沉甸甸地揣在他怀里，却仿佛烙铁一般烫着他的胸口。这不仅仅是钱，这是他抵押了全部尊严、斩断了几乎所有社会关系换来的。
约定的日子到了，在县民政科那间挂着“调解室”牌子的办公室里。光线有些昏暗，空气中飘着陈旧纸张和劣质茶叶的味道。赖福贵早早等在那里，穿着件半旧的棉袄，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即将拿到钱的急切和作为“受害者”的残余愤懑。他的两个兄弟像哼哈二将一样站在他身后，眼神不善地打量着随后进来的尤长贵和刘彩凤。
工作人员是位中年妇女，戴着套袖，脸色严肃，显然对这对“知名”男女的底细早有耳闻。她公事公办地拿出表格，语气平淡得像白开水，但那双看过来的眼睛里，却毫不掩饰地流露出鄙夷和不屑。她先处理了赖福贵和刘彩凤的离婚申请。询问、确认、签字、盖章。整个过程，刘彩凤一直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赖福贵则梗着脖子，偶尔用鼻子冷哼一声。
当那本墨绿色的离婚证被推到赖福贵面前时，他看也没看，直接揣进了兜里，然后目光灼灼地看向尤长贵。
接着是赖天赐的抚养协议。规定尤长贵每月需支付抚养费若干，直至赖天赐十八岁。尤长贵看都没看具体数字，麻木地在指定位置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最后，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窗外寒风的呼啸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尤长贵身上。
尤长贵深吸一口气，像是要奔赴刑场一般，从怀里掏出了那捆钱。纸币因为被反复摩挲和汗水浸染，显得有些皱巴巴、脏兮兮的。他双手微微颤抖着，将那捆承载了他所有“希望”与耻辱的纸币，递向了赖福贵。
赖福贵一把抓过钱，动作粗鲁，脸上瞬间绽放出一种混合着贪婪和报复快意的光芒。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毫不避讳地，用手指蘸着唾沫，一张一张地、极其仔细地清点起来。哗啦哗啦的点钞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尤长贵别过头去，不忍看这一幕。刘彩凤也死死咬住嘴唇，抱紧了怀里的孩子。连那位见多识广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皱紧了眉头，眼神里的鄙夷更深了。
“嗯，数目对了。”赖福贵终于点完了钱，满意地将钱塞进内兜，拍了拍，然后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尤长贵和刘彩凤，嘴角扯出一个讥讽的弧度，“行了，钱货两清！以后咱们桥归桥，路归路！你们这对……哼，好自为之吧！”
说完，他带着两个兄弟，扬长而去，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
办公室里，只剩下尤长贵、刘彩凤，以及那位面无表情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将属于他们的那份离婚协议副本和（尚未与田红星离婚的）相关证明递过来，语气没有任何起伏：“手续办完了，你们可以走了。”
尤长贵接过那几张轻飘飘的纸，感觉却重逾千斤。他拉着失魂落魄的刘彩凤，几乎是逃离了那个让他感到无比窒息的地方。
走出民政科的大门，腊月的冷风扑面而来。尤长贵看着灰蒙蒙的天空，怀里揣着那几张纸，身边是抱着婴儿、同样茫然的刘彩凤。他用一千块钱和仅剩的尊严，买断了一个女人的过去，也似乎为自己劈开了一条前路。然而，这条“自由”之路的尽头是什么，他看不清楚，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比那被掏空的钱包，还要空荡。田红星那座大山，依旧横亘在前方，纹丝不动。所谓的“自由”，此刻看来，不过是从一个泥潭，挣扎着爬向了另一个，更深的、前途未卜的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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