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死后，宋神宗继位，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更是一个人定胜天的人物，对自然缺乏敬畏，再次进行治河工作，目的依然是让黄河回流。他们到处围堵，逼黄河入山东故道。结果再次造成泛滥，因为故道淤积的，已经比上游高了，水往低处走，根本流不通，所以上游不断决口。
最后淹没郡县四十五，山东的濮、齐、郓、徐，冲坏田地逾三十万顷（3000万亩），黄河乱流，其中一支就溃入了淮河水系，甚至淹了苏轼做官的徐州，让苏轼大骂王安石“汝以有限之材，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横费之财，犹可力补，而既死之民，不可复生。”
王安石之后，就再也没有大胆之人，敢在黄河上搞事情了。直到张浚。
导水入山东，这是一个超级大工程，天下反对的官员无数。尤其是吃过大亏的山东官员，不管是在东藩府任职的，还是在朝廷任职的，无不反对。比如在临安做官的綦崈礼，在东藩做官的花马刘等。
花马刘哪里懂这些，他之所以挺身而出，主要是背后山东豪族的怂恿。
最后这件事是李慢侯力主的。
他力主此事，可不是他不懂，他至少比王安石更懂一些。也不敢像王安石那样急促，强逼黄河归流。他打算借用现行水道，以疏导为主，封堵为辅。晏湲加固白马湖围堤的同时，山东在不断疏通济水，疏通的济水现在都可以通万石（千吨以下）海船了。而且还大力疏通北流黄河，不管是漳河这样的自然河道，还是御河这样的运河，都进行拓宽，挖深，加固，尽可能让水北流，降低南流和东流水量。
济河容易疏通，因为山东人多，花得起钱人力比较容易招募，漳河难疏通，因为北流黄河太长，而且人力缺乏。只能对淤积严重的地方，重点清淤，对堤岸浅显的地方进行加固。这是一个长期工作，每年预算三百万，将常年执行。
经过双方三年的合作，今年冬天，晏湲的人，今年冬天，终于堵住了五丈河往南流的一条渠道，这是黄河自己冲刷出来的，在五丈河和古汴渠之间，还形成了几十个湖泊，断了这条渠道，这些湖泊会慢慢干涸，重新成为良田。古汴渠彻底废弃。因为古汴河原本是从开封流过来的，引的是黄河之水，之前就已经淤积的已经不堪使用，这次下游河段被黄河夺占，淤积严重，已经很难从上游继续引水贯通。
五丈河则成为唯一引黄河东流的渠道，进行了深挖加固，不知道能用多少年。但有梁山泊缓冲之后，实际上进入山东的黄河水安全多了。因为经过这几年的观察，发现从八百里水泊梁山流出的河水，清澈不少。梁山泊“港汊纵横数千条”生长了茂密的芦苇、水草，竟然起到了过滤作用。于是经过梁山泊流入济水和泗水的黄河水清澈了很多，下游的济水和泗水淤积不严重。
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暂时也无法预计。因为黄河泥沙并没有减少，无非是让八百里梁山泊承担了淤积而已。随着梁山泊淤积家中，这块大洼地早晚也会淤满，到时候黄河该去哪里？
宋徽宗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奇。
李慢侯告诉他：“我们留着几千条河叉导水，疏通了其中两条河运。淤积年年冬季清理，十年二十年之内，应该能够坚持。万一将来淤满，则另想办法。反正不能让黄河南流，影响淮河水道。”
目前至少进入了正轨，有充足预算，有效施工的情况下，应该能够尽可能维持目前的河道稳定。
“将来改道，还是要走山东？”
“最好走河北。能便于河运！”
还有一点李慢侯没说，那就是燕京万一发展起来，黄河北流能解决燕京一带的水源，但那可能是几百年之后的危机了。走山东其实更便利，因为入海距离更近。而且徒骇河、土河等都得到疏通，目前承担漕运和商业通道，能从商业中得到源源不断的盈余支持运转，可以作为黄河东出的备选。
“这个晏湲不简单啊。河都能治理。不愧是宰相之后！”
宋徽宗感慨道。
事实上治河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很可能是不要命的张浚，之后是山东府学几百个先生和学生提供的智慧。他们走遍了北方水系，探索了很多稳定的河渠，寻找经验。比如他们会去探索为什么黄河上游就比较稳定，最后认为是水流速度够快，泥沙不易淤积。因此建议挖深五丈河，但不加宽，提高堤坝，让水流加快。让五丈河不易淤积，将泥沙都冲进梁山泊。
这应该叫做束水攻沙，历史上到了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才找到了这个办法。到了现代更是大规模运用，黄河泛滥就变得少多了。
现在这种经验，已经在山东许多连同黄河的小河流上运用，在一些河段修建堤坝，每年放水冲沙，逐段将泥沙冲击到海里，比人工清淤更加高效。
“没准不久就是宰相了！”
李慢侯感叹道。
晏湲是拿他当了给朝廷的投名状。因为这几年，晏湲虽然在江北经济上，跟东藩集团深入对接，江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稳定金融体系，流通金银钱票，已经取代了过去的粮票、盐票，大量积压的粮食和食盐流入市场，粮价和盐价都下降了一些。
可是晏湲是要拿好处的，每年索要的水火钱水涨船高，从最初的一百万贯已经涨到了三百万贯。不答应他，他就要自己印发纸钞，通过印刷粮票、盐票的经验，他具备构建纸币体系的能力。
一旦失去江北地区，燕王纸钞的信用就会大受影响，关键是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就会崩溃，这个风险李慢侯冒不起，因此才一次次让步，印钞的利润都快被晏湲榨干净了。
晏湲理财的手段是不错的，不但大量引进东藩经验，关键是他曾经跟李慢侯学到了一套管理哲学，他自己也在摸索。江北朝廷控制的地区，大多数都比较富庶，比如扬州到开封这条运河线，商业十分繁盛。晏湲给每个州的知州都下放了大量权力，让他们可以自行摸索，寻找最适合当地的管理办法。各城的商税都可以不同，但大多还是以地税为主，以为这确实容易征收，方法简单，一座城有多大，这是跑不了的，税率多少，税额就是可以计算的。以前土地财政上，权贵隐匿良田，地主诡寄土地这些办法都不好使。
所以晏湲管理下的江北财赋十分宽裕，岁入高达三千万贯，其中一千万贯都拿出来治河，一千万贯作为运作经费，还有一千万贯上交给了朝廷。要不是晏湲有浓厚的轻徭薄赋思想，事实上运河沿线的商业城市，可以让他榨取出更多的税收。比如扬州，如今最高不过三百万贯，可人口高达一百五十万人。人均纳税两贯钱，李慢侯在齐州每年征税一百万贯，可齐州才三十万人，人均比扬州还高五成，但齐州的商业发展也好，手工业发达程度也好，地理趣味油水也好，都是赶不上扬州的。
由于每年能打出大笔税金上供朝廷，还能稳定平衡东藩集团，南制江藩集团，西接西藩集团，所以晏湲入相的呼声变高。江北官僚集团，已经以他为首。唯一制约的是，他一走，换一个人能否平衡好朝廷跟江北藩镇的关系。
尤其是跟西藩集团的关系，最难处理。虽然燕王李慢侯代表的东藩实力最强，可要说跋扈，吴阶为首的西藩集团最跋扈。西军本来就不讲理，吴阶兄弟后来收复了整个陕西后，大有一口独吞关陇，闭关自守的态势。
当时险些跟朝廷兵戎相向。那是在李慢侯南下不久，朝廷从陕西撤回了大量官军之后。吴阶兄弟在稳住西夏之后，向华州一带发动了总攻。刘豫集团在没有了西夏人支持之后，手下不是叛逃，就是溃散。华州到潼关，全都落入了吴阶手中。
这时候大量朝臣纷纷反对吴阶独霸关陇，张浚虽然罢官，但他的门生故吏很多，张浚鼓动他们反对。
不止是张浚，很多人都能认识到关陇的重要性。尤其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自古就是帝王基业。这块平原西有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方关隘，再加上北边黄河，南边秦岭两道天险，地理版块十分优越，谁得“八百里秦川”谁得天下，古往今来十个朝代有九个都是这样。
于是大批官员纷纷引经据典，论证“自古帝者必居上游”的道理；唐代杜佑说“夫临治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一时间，朝堂上，进兵关中的呼声压倒一片。
可当时李慢侯退兵不久，岳家军、韩家军已经崩溃，无力北上。江藩集团的藩兵，也都全部退回，担心天下大变，守江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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