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甄乾迁到鹿泉县之后，在慢慢的积累下，现在手里明面上掌握着四五百名奴婢，其中极少一部分是当初从甄府分家带出来的奴婢，他们有的是甄府自己的奴婢，也有甄乾母亲从王家带来的奴婢，现在都属于甄乾私人所有。
这里就不得不先说一下唐代的婚姻财产制度？
首先，唐代法定的婚姻年龄，唐太宗贞观元年定为：“男20岁，女15岁”就可以结婚；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为了增加人口，把结婚年龄又降低到“男15岁，女13岁”。
唐代确立婚姻关系第一步是立“婚书”。因唐代法律规定长辈可以包办子女的婚姻，子女如果不服从，法律规定，杖责一百，因而，决定了唐代的婚姻并不是自由恋爱，一般不能体现青年男女的个人意愿。
除了立“婚书”外，唐代由于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俗的影响，买卖婚姻非常普遍。据《新唐书--高俭传》记载：唐代的婚姻是：“嫁娶必多货，故人谓之卖婚”。
唐代对不同等级的人结婚是有限制的：《唐律疏议》里说：“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婚配”，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配偶，但必须门当户对，贵贱之间既然有差别，是不能结婚的。唐律还规定，如果下贱的人娶了良家女子为妻，就徒刑一年半。唐代禁止近亲结婚。唐代法律规定，禁止同姓和表亲结婚，如违反徒刑或杖刑。唐代允许寡妇再婚，唐太宗贞观元年下诏：“过了守孝期的妇女，可以再婚”。
唐代纳妾是合法的，唐律规定，婢女被主人宠爱并有了孩子，可以接纳为妾；妻子年过50以上没有生育子女，丈夫可以纳妾。
唐代的婚姻制度主要包括婚姻的缔结、婚姻的解除和婚姻的限制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婚姻的缔结方面，《唐律》规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传统的“六礼”程序是成立婚姻的必要条件，并规定了“报婚书”、“有私约”等成立婚姻的具体条件。在婚姻的解除方面，唐朝解除婚姻关系有两种方式：强制离婚与协议离婚。前者分为“断离”与“出妻”，协议离婚即“和离”。
根据《唐律》规定，官府断离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嫁娶违律”或“违律为婚”，二是出现“义绝”的情况，这些由官府强制解除其婚姻关系。在婚姻的限制方面，主要包括缔结婚姻的限制和解除婚姻的限制两方面的内容。
《唐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主要是“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唐律》关于解除婚姻的限制任然是传统的“三不去”。
唐代明媒正娶的妻子地位很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礼记·昏义》中有记载：“大抵因出嫁费繁之故。闻民间嫁女，无一不备，有用银数百两，数千两者，最少亦须百数金。虽卖田借债，亦须凑办。男家以厚嫁为荣，薄则笑之，甚至翁姑待媳妇，以妆之厚薄为爱憎。”
唐代制度因袭前代，女方嫁女儿花费甚大，有的甚至卖田或借债也要风光嫁女儿，因为女儿嫁妆的多少关系到她在夫家的地位，嫁妆太薄的女子在夫家会受到轻视。
唐代开元年间的《户令》：“诸应分田宅及财物，兄弟均分。其父祖亡后，各自异居，又不同龚，经三载己上，逃亡经六载已上。若无父祖旧田宅、邸店、碾皑、部曲、妇牌，见在可分者，不得辄更论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妻虽亡没，所有资财及奴裨，妻家不得追理。兄弟亡者，子承父分。继绝亦同。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之分。有男者不得别分，谓在夫家守志者，若改适，其见在部曲、奴牌、田宅不得费用，皆应分人均分”。
也就是说女子嫁到夫家之后，若作为配偶的丈夫为财产所有人，当他去世时，妻妾均无子，则妻妾可以继承丈夫全部的财产；如死去的丈夫作为遗产继承人时，则寡妻妾可以代位继承丈夫应得的份额，即与丈夫的其他兄弟实行“诸子均分”。
如果寡妻妾有子，则由其子代位继承其父的财产，妻子“不得别分”。如在同一大的家族内，妻子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及其他财物，娘家不得追索，即由丈夫全部继承。
当然女子出嫁时带到夫家去的“妆奁”是作为女子的“私产”存在的。夫妻离异时，丈夫应该归还妻子的妆奁。更人性化的是，唐朝夫妻和离后，丈夫不仅给妻子送上美好的祝愿，而且还送给妻子三年衣粮，这显然是夫家从经济上给予女子的一点补偿和帮助。
甄乾从甄府分家后得到了一大笔的财产，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母亲留下来的，也就是当初母亲嫁到甄府时带过来的“妆奁”，这一部分只能有甄乾和姐姐继承，但因为姐姐已经出嫁，就失去了继承权。
这笔巨大的财富，包括部曲奴婢、房地产土地和商铺，为甄乾的创业提供了第一桶金。
不用白手起家的甄盛先是在鹿泉县仙台村购置了大量的土地，加上继承来的土地，现在亦然是仙台村最大的地主之一，土地面积达到了四五千亩，同时还有山林和湖泊。
封建“皇权不下乡”，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中国土地面积过于庞大，人口过多，古代集权政府想要跟近代国家一样，把国家权利渗透进地域社会，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说到封建王朝就会提起官吏，事实上官与吏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官是一定要通过科举考试的，而吏则并不需要。最基层的官，即县令，辖内人口少则几千，多则上万户。
有趣的是，为了避嫌县令必须避开祖籍地，去外地上任，所以县令上任后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这时候官就必须借助常年身处地域社会的地方精英—吏与乡绅的力量。官员任期极短，纸面上是三年一换，事实上平均两年左右就会调任。
官员在任期间，基本只要能保证税收到位，没有动/乱的话，其他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由于官对于本地事务一无所知，而且也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他们的普遍做法是“包办”，把公权力让渡一部分给吏。
吏大都是本地人，与官不同的是，吏常年呆在同一个衙门，协助不同的官员。吏大都会说官话，能跟官进行交流，他们基本是没有薪水的，只能通过官让渡过来的那部分权力来养活自己。举个例子：假设官需要上缴1000两税银，因为他不了解地方状况，不知道谁有钱谁没钱，而且语言不通。他就只能把公权力让渡给熟悉地域社会的吏，让他来包办。至于之后这些税银怎么交，交多少，吏自己装腰包多少，这些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吏能按时上缴1000两，并且不至于动/乱就行了。与此同时，我国古代集权政府基本可以看成是一个“低税收，低福利”的政府。
与同时期欧洲以及日本这些封建制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集权政府与地域社会有一定的距离，而且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不愿意插手地域社会，福祉、治安、基建很大一部分要地域社会自己来承担，地域社会不得不进行自治。相对的，税收占收入比例也要比同时期的封建国家低很多。
官吏很少下乡，就连税收都是摊派到乡村，一时半会难以察觉发生在仙台村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是秘密，就会有泄漏的一天，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很快安史之乱就会让整个唐朝陷入纷乱的战火之中，有谁还会注意到小小仙台村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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