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宗异带人撤出和林，到城外驻扎，徐达亦是如此。军帐中，顾时对面前的徐达说：“大将军，听说陆仲亨挨了四十军棍。标下这样做，岂不是得罪了他？”
“错！你这是在救他，同时也是在救你自己。发生了这么大事情，你们以为人不知人不觉吗？消息恐怕早就插上翅膀飞回京师了。陆仲亨不主动说，是他脑子不灵光，你若是一直知情不报，一旦追究起来，也是罪责难逃。”徐达背对着顾时，语重心长地说，“将在外，君命可以不受，但是礼法不能不守。那是什么所在？不是我等该踏足的地方，更不用说还大模大样地坐上去。宋国公打了他的板子，也是在间接表态。”
听徐达这样说，顾时心中更加不安：“那您看这件事会如何发展？”
“如何顶罪全凭圣意。不过，这几年陆仲亨、唐胜宗他们，不太安分，陛下也是知道，这一次想过关，怕是没那么容易。”
“这都是标下的错，请大将军处置！”顾时单膝跪地。
徐达转过身：“你既然已经向本帅汇报了情况，那就无须担心，后面的事情本帅自会处理。”
“可是，大将军……”
“不必再说了，此事就此打住。传本帅的命令，各部就地休整，任何人不得进入和林城，违者军法处置。”
“标下领命！”顾时只得遵从。
朱标的车驾渡过长江，从京师北门入城。从中都启程，便给中书省传了旨——不要搞任何仪式，该干什么干什么。
西华门入，朱标尽量低调地回到了皇宫。第一时间向太后报了平安，紧接着就去看老婆、孩子。离家好几个月，甚是想念。
纵是帝王之家，朱标也顾不得那些繁文缛节，左手抱着儿子，右手拉着常秀，一个劲儿地亲热。搞得一旁的内侍、宫女，都羞得躲了出去。
皇帝回来了，胡惟庸一早就整理好汇报的材料，踩着点儿前来请示过目。
朱标正忙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哪儿有时间理他，便让秦顺传了口谕。
“中书事宜，劳左相料理，朕无异议，照准。”
“臣遵旨。”胡惟庸跪地叩首。朱标一反常态放权不管，胡惟庸虽有些诧异，但念皇帝还年轻，玩儿心重，疏于政事在所难免，如此他也乐得大权在握，以后尽可以我行我素。
秦顺回来复命，朱标点头示意，心中暗道：“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咱们走着瞧吧。”
实际上，历史上的胡惟庸逆党案，虽然牵连甚广，波及时间达十四年之久，前前后后死了几万人，但深究起来，却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胡惟庸有谋逆之行径，所列罪状不过擅权而已。
胡惟庸被处死的罪状是：毒害刘基，阻止占城国使者朝见，私自将没官妇女送给文臣，还有一条笼统的大罪，那就是结党乱政。
至于谋逆的事情，虽然各种史料的均有记载，却漏洞百出，难以互相佐证，更证实了子虚乌有。然而，这样的事情，却是市井百姓所津津乐道，也是后世影视剧创作的核心矛盾点。
举凡改朝换代，必有祥瑞现世，以此作为上天的旨意，奉天行事，合情合理。胡惟庸的谋逆之始，亦如此。
话说，胡惟庸在定远的老宅，水井之中莫名生出数尺高的石笋，围观吃瓜的群众都说这是祥瑞之兆。又有人说，胡惟庸家的祖坟，夜有火光，是大吉之兆。这一传十十传百，到了胡惟庸的耳朵里，他不由得开始琢磨了。古之开国帝王，皆有灵异，莫非自己也是天选之子。这种想法一旦开始萌发，便不可收拾。
凭他自己，虽身居中书丞相之高位，想要翻天，力量仍是不足。借由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多行不法，被朱元璋切责，威逼利诱，以为臂助，暗中招兵马买。
同时，与韩国公李善长之弟李存义，结为儿女亲家，暗中拉拢，为自己增加筹码，除此之外还有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
此外，胡惟庸意图借兵日本，故而收买宁波卫指挥使林贤，令其获罪，阴遣日本，结交上下。根据胡惟庸的授意，日本派遣僧人如瑶，谎称入贡，在进献的巨型蜡烛中暗藏火药刀剑，以图谋事。然胡惟庸因占城使者之事提前获罪，阴谋未能成功。
胡惟庸还暗中与蒙古人有书信、使者往来，同样欲借其兵。他派往蒙古的使者封绩，被蓝玉在捕鱼儿海抓获。此事是李善长匿而不报，成为日后他获罪的关键原因之一。
如果说，这些都是间接证据，那么还有一则谷应泰所记的云奇告发事件，就是最直接的证据。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以府中有甘泉平地涌出，邀请朱元璋临幸观赏。皇帝车驾从西华门出，内侍云奇突然骑马拦住道路，
然而他太过激动，导致口不能言，问不能答，朱元璋大发雷霆，命人将云奇拖下去殴打致死。云奇临死之际，一直手指胡惟庸府邸，朱元璋这才恍然大悟，登上城楼远眺。只见胡府中，兵士披坚执锐，藏匿各处。朱元璋盛怒之下立即将胡惟庸拿下治罪，并厚葬了云奇。
以上胡惟庸谋逆的种种事迹，朱标在后世明史学者的相关研究考证中得知，大多不可信。不过，为谨慎起见，他登极之后，命令锦衣卫暗中查证林贤、封绩以及云奇三人，得到的结果是查有其人，而无其事。
朱标对于文字中记载的胡惟庸，可以说是了然于胸，但面对有血有肉的真人，至少现在还看不出什么。首先，因徐达在皇帝面前说坏话而组织刺杀，这事并没发生，其次下毒害死刘基，不是他所为，更不是来自朱元璋的授意。
这一世，由于朱标的魂穿和一系列行为，导致历史走向出现了偏差，朱元璋早早驾崩，刘基确系死于北元奸细毒手，胡惟庸会不会有所改变，朱标本人也拿捏不准。
但是，通过诸多学者对明初政治的解读，朱标觉得纵然胡惟庸案存在诸多疑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胡惟庸的下场不是偶然，而是朱元璋构建大明帝国政治基础的必然要求，他若是不获罪，不是重罪，如何能够顺理成章废除丞相制度，而将皇权集中起来呢？
朱元璋作为武力反元起家的草根皇帝，对于元代的种种苛政弊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他所建立的新帝国，虽然难免承袭前朝的不少制度，但他绝不容忍某些政治糟粕毁掉他的基业。不仅如此，登极为帝的朱元璋，对秦汉以来的不少制度都有所批评，他所追求的是以自己的认识和能力来改革这些制度，防范各种动摇朝廷根基的问题，确保大明江山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
这种改革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核心，优先级最高的，便是如何避免秦汉以来层出不穷的宰相专权、宦官乱政以及外戚篡权，从而保证朝廷的大权一直掌握在他朱家皇帝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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