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下旬，东京，原日本陆军省大楼会议厅
这座曾为帝国战争机器核心决策地的建筑，如今笼罩在一种冰冷压抑的氛围中。
厚重的橡木大门紧闭，门外由德中两军士兵混合编组的卫队严密把守，刺刀在昏暗走廊的灯光下闪着寒光。
会议厅内部，巨大的旭日纹章已被粗糙地铲除，留下斑驳的墙面，象征着旧时代被强行剥离的伤疤。
长条会议桌旁，气氛凝重。
与会者分为三方，界限分明：
一端，是以德属东亚总督赫尔穆特·冯·穆克海军元帅为首的代表团。
穆克元帅本人因需坐镇青岛及协调对南洋残余日军的清剿并未亲自出席，代表他的是其参谋长、陆军中将埃里希·冯·龙德施泰德及几位来自经济、法律和民政部门的德国专家。
他们身着笔挺的制服或深色西装，坐姿端正，面前文件摆放整齐。
另一端，是以中国程将军为首的代表团。
程将军的随员包括军方代表、精通日语的文宣官员，以及两位从国内紧急调派的国际法顾问。他们的衣着相对朴素，但眼神锐利，关注点明确。
靠墙的侧席，则是寥寥数名被允许“旁听”的日本人员。
他们是战败后迅速表态“合作”、且在旧官僚体系中被认为相对“清白”或能力突出的前官员，如原商工省次官堀切芳雄、东京都知事冈本忠雄等。
他们低眉顺眼，面前只有纸笔，没有任何发言标识，如同会议室里的家具或记录器，沉默地见证着决定他们国家命运的讨论。
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宣告：日本已无资格参与关于自身未来的核心决策。
会议开场由伦德施泰特中将主导，他首先以流利的英语（作为会议官方语言）阐述了德方对日占领的基本目标：非军事化、民主化（按西方理解）、经济重建以服务地区稳定，以及彻底肃清军国主义思想根源。
他的发言逻辑清晰，引用了大量柏林方面关于战后秩序构建的指导文件，强调“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和“基于法治的改造”。
程将军通过翻译聆听，随即用沉稳有力的中文回应，由身旁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军官翻译成英语。
他首先强调了中国人民在漫长抗战中承受的巨大牺牲与苦难，指出对日改造的首要目标是 “彻底清算历史罪行，确保侵略悲剧永不重演” ，并在此基础上，帮助日本人民“摆脱军国主义蛊惑，建立和平发展的国家”。
他特别提到，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牵制并最终击败了日本陆军主力，对战争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因此在关乎日本未来道路，尤其是涉及历史认知、教育文化改造等核心问题上，中国 “拥有不可剥夺的发言权和主导责任”。
“主导责任”这个词一出，会议厅的空气仿佛凝滞了一瞬。
伦德施泰特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平静但毫不退让：“程将军，贵国军队的牺牲与贡献毋庸置疑，然而，我们必须客观看待全局。日本帝国的最终投降，是在德意志帝国展示了压倒性的战略能力后，于我国战舰上签署的。其庞大的海军力量，始终由帝国海军及盟友在太平洋主要战场所牵制和消耗。”
“此外，我国在战后秩序构建、国际法实践以及现代化国家治理技术方面，拥有更为系统的经验和资源，因此，我们认为，由德意志帝国主导对日改造的整体框架和关键技术环节，更能确保改造的彻底性与效率，避免留下隐患。”
一位德方经济专家补充道：“例如，解散财阀、重组工业体系、引入现代金融监管，这些复杂的经济手术，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
中方一位文宣官员立刻反驳：“历史清算与民族精神的重塑，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这涉及对侵略罪行的彻底调查、战犯的公正审判、教科书的修订、对受害民族的道歉与赔偿等，这些工作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必须由遭受侵略最深重的邻国来主导把握，否则，如何能保证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在形式上‘民主’的伪装下再次滋生？”
双方各执一词，分歧迅速表面化。德方强调“效率”、“系统”、“技术”和“全局秩序”，隐隐带着一种文明导师的姿态；中方则紧扣“历史正义”、“受害体验”、“文化根源”和“地区安全”，寸步不让。
墙边的日本旁听者们头垂得更低，堀切芳雄的笔尖在纸上无意识地划动着，记录着这些决定他们命运的外来者们，如何将他们的祖国视为一件需要被“修理”或“重塑”的物品，并为由谁来动手而争论。
会议陷入了僵局，气氛越来越沉闷。程将军面色严肃，伦德施泰特的表情也愈发冰冷。
主导权之争，似乎成了一个死结。
就在这时，一个相对温和的声音插了进来。发言的是德方代表团中一位年纪稍长、负责民政与法律事务的官员，汉斯·格奥尔格博士。
他并非军人出身，战前曾是研究东亚殖民地治理的学者。
“诸位，”格奥尔格博士的英语带着学术性的舒缓：“请允许我提出一个或许更为迫切的视角，无论由谁主导‘改造’——这个宏大的、长期的目标——我们目前共同面对的是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和崩溃边缘拉回来的国家。”
他环视众人，语气务实：“它的城市满目疮痍，基础设施瘫痪，数百万人面临饥寒威胁，社会秩序脆弱，极端思想固然需要根除，但饥饿和混乱同样会孕育新的危险。”
“而首要的正义，莫过于将那些发动战争、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送上法庭，接受法律和历史的审判，这既是正义的体现，也是与过去彻底划清界限的象征性开端。”
他提出了一个阶梯式的建议：“或许，我们可以将议程稍微拆分，设定优先级。第一阶段，当务之急，是协同完成以下几项工作：
一、成立国际军事法庭，依据现有证据和后续调查，迅速对已逮捕的甲级战犯及其核心帮凶进行公开审判。
二、立即着手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救援与基础设施恢复，确保最低限度的民生，防止大规模疫病和社会动乱。
三、完成对日本武装力量的彻底解除与复员工作，销毁或封存一切进攻性武器。”
格奥尔格博士总结道：“这些是奠定任何‘改造’基础的先决条件，也是我们双方最容易达成共识、能够立即展开合作的领域。至于更长远的政治体制设计、经济模式转型、文化教育重塑等‘改造’的核心部分，不妨待第一阶段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本社会初步稳定之后，再根据那时的具体情况、国际形势以及我们双方更成熟的协商结果，来详细规划。届时，再来讨论具体由谁主导、如何协作，或许基础更为牢固，分歧也更易弥合。”
这番话像一股理性的清流，注入了充满对立情绪的会议室。
它巧妙地绕开了当前无解的主导权之争，将焦点拉回到紧迫的、具有共同利益的现实任务上。
程将军沉吟片刻，与身旁的同僚低声交换了意见。
他不得不承认，格奥尔格博士的提议是务实的。
立刻开始审判战犯，符合中国人民的强烈诉求，也是历史正义的直接体现；参与基础重建，既能展示负责任的态度，也能在实际控制中积累影响力。
而将最敏感、分歧最大的“深度改造”主导权问题暂时搁置，留待未来，不失为一个避免当前谈判破裂的明智选择。
伦德施泰特中也微微颔首。
柏林的首要命令是确保日本不再构成威胁，并将其纳入可控范围。
迅速审判战犯可以震慑残余军国分子，稳定基本秩序则是任何长期控制的前提。至于遥远的“深度改造”，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且可能耗时数十年的过程，推迟讨论并无不可，反而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凭借德国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在实际工作中自然形成影响力。
“我同意格奥尔格博士的提议。”
程将军最终开口道，语气缓和了一些：“当务之急，是审判战犯，稳定民生，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也必须密切合作。”
“我们同样认为，这是符合逻辑的优先步骤。”伦德施泰特中也表示赞同。
会议的气氛终于从对峙转向了务实的协商。接下来的时间，双方开始就战犯法庭的组织形式，联合审判还是分别设立主要法庭与附属法庭、初期救援物资的分配、以及联合收缴武器的具体流程等技术性问题进行讨论。
虽然细节上仍有磕绊，但至少找到了合作的起点。
墙边的日本旁听者们，听着这些决定他们国家近期命运的具体安排被一项项提出、讨论，心中五味杂陈。
他们知道，战犯的审判即将到来，那将是旧时代精英的彻底清算；而所谓“稳定”，则意味着他们的国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在这两个强大占领者的共同阴影之下，按照他们制定的规则艰难求生。
至于更远的“改造”方向和由谁主导，那已是一个他们无力触及、也暂时无人能给出明确答案的未定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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