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算是李世民，也无法揣测到夏鸿升所构想的有多么长远。
毕竟，就算是他如何的雄才大略，也无法知晓千年之后的事情。
大唐要想真的万世永昌，除了自身的技术不断更新，永葆世界最先进之外，其自身内部，也一定要有顺势的能力，才能应对住来自身体内部的种种冲击，屹立不倒下去。
在夏鸿升的认知界限之内，倘若到了一千三百年之后的时间，这个世界上还有大唐的话，那么大唐只能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这是最为适合大唐的未来政体了。
盖因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轨迹，也是社会各个方面发展之下的客观必然结果。大唐的帝制不会一直保存到那个时候。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尽灭于阶级革命的洪流，大唐从此不复存在，成为一个新的民主制国家。要么，接受约束，同民主和资产阶级相互妥协，成为名义上的君主。否则，就算是大唐拥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最广沃的土地，也仍旧会在自身内部的变革之中被撕扯的粉碎。
至于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之主义——那毕竟还是构想，还未曾实现，更未曾被夏鸿升亲眼所见。
就算是这更加先进之主义有了某种特色，那在夏鸿升所处的时代阶段，也暂时只是给资本主义披上了一层特色的外衣而已，并不真是那更加先进之主义。
所以，夏鸿升目光之所能及的最远范畴，也就是给大唐典型下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促使资产阶级崛起，促成帝王同资产阶级的相互妥协，皇权与民主的相互妥协，最终使得大唐转化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顺应民主制的大势，因而一直持续下去。
这是夏鸿升的大唐构想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终的结果。这中间需要多少过度又多少铺垫，是夏鸿升穷此一生可能也无法完成的。但是夏鸿升可以将大唐的车轮，往这个方向上引去。
要想大唐最终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需要资产阶级和君主的相互妥协。而位于二者相互制衡，才能使二者免于流血冲突和武装革命，顺利的过度。
因此，资产阶级要先发展起来。而君王却也不能在资产阶级面前彻底失势。
所以夏鸿升要想办法，促使大唐进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去。
所以要先开商限，先使得资产阶级出现。
但是资产阶级的出现，却又会威胁到帝王的统治。在资产阶级出现的初期，它是发展迅猛的，又是足够弱小的，甚至于朝廷的一道旨意，就足以将其扼杀。所以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初期，要使得帝王对他提不起来足够高的警惕来，才能使其继续发展下去。否则，一旦在初期的时候，君王认为它的发展将要触及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时候，那么不管他有多大的好处，君王都会将其一举抹杀。而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断然没有能力来对抗一个集权的朝廷的。
所以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的发展，反而应当有所限制。这种限制，使他可以放慢一些速度来，来迷惑君王，使君王认为它的发展在其可控之内，因而才不会去将其抹杀。因而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初期，一些不伤害其发展，又限制其发展的政策，反而是它的保护伞。
这就是夏鸿升奏请制定商法的意义。
其实，李世民所提出来的三个问题，是根本无解的。
官商勾结，狼狈为奸；亦或是权贵利用自己的权力，构建商业帝国，垄断市场；甚至于大权贵就是与大商人，二者集于一身……这些都是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法律有时候也只能相当的无奈和无力。
盖因“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的危险”。
但是，却也并非是不可调和的。
只要法律的内容不过度阻碍于商业的发展，剥夺商人的权利；只要国家的力量仍旧大于商人极其联盟的力量；只要国家对于经济的把控仍旧有效；只要对遵从法律的商业行为的促进力度，和对违反法律的商业行为的执行力度都足够大；那么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抑制的。
某特色更加先进之主义，在这方面其实做得就挺不错了。国有经济控制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过多干涉市场但是却保持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这是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做法。
而对于大唐来说，国有经济，就是朝廷的经济，就是朝廷的产业，通俗来说，就是“国有企业”。还有一点要明确，朝廷的产业，绝不等同于皇室的产业。
那么简单来说，夏鸿升要制定出来的这部商法，要围绕着几个关键词来进行。
开商。打开对商业的种种限制，使商业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和权利及方便。
限商。在保证商业发展不受到戕害的前提下，制定出限制措施来，以免商业的发展失控，造成大量的不良结果，而将商业的发展限制在一个积极却又健康的弹性空间内。
国家把控经济命脉。若是由私人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就能控制国家，国家政权最终将成为某些私人的掌中玩物。
宏观调控，规范市场。自由市场存在其固有的无法避免的缺陷，因此需要国家在尊重市场调节的前提下进行，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运用计划、法规、政策、道德等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的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简单一些，通俗点来讲的话，做一个十分不正确不恰当的比喻，将李世民比作是后世的某个团体，然后套用它的一些政策规制，就容易理解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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