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割教会，只要将神学和道德两门课加入必修，弗兰茨就是圣人在世。
除了义务教育，特兰西瓦尼亚山中的土匪也很恼人。
这个时代进山剿匪的费用太高，偏偏特兰西瓦尼亚到处都是山地，想要消灭一伙几百人的土匪，往往需要动用上万人，甚至数万人的部队才能将其彻底剿灭，再算上封锁山林道路造成的经济损失简直是天价。
简单点说就是得不偿失，几百人土匪能造成的破坏十分有限，动用数万正规军的费用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土匪能造成的损失。
（由于某些神剧的影响导致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土匪就靠抢劫生活，每天都是刀光剑影，实际上抢劫商队和洗劫村庄才是少数情况。
这个时代的土匪大多数时候靠绑票、勒索、收保护费，这种相对安全的“生意”活着，他们甚至会种田打猎和商队做生意。
有一些甚至会投靠当地的权贵、乡绅做他们的黑手套，有些则压根就是被人豢养的打手。）
此时在奥地利帝国军队的打击下，特兰西瓦尼亚当地的土匪减少了50%以上，劫掠事件下降了98%，匈牙利大平原上的土匪则是直接绝迹。
有人建议是否该考虑停手，将金钱和精力投入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毕竟此时奥地利正处于全面建设的时期到处都需要钱，到处都需要人。
有一些人对于弗兰茨迟迟没有解散军队早就心生不满，他们觉得这是皇帝穷兵黩武、好战的表现，认为这会影响到百姓安居乐业。
实际上奥地利帝国90%以上的臣民不清楚奥地利帝国军队到底有多少，甚至很多士兵对奥地利的军力也没概念，所以影响到民众安居乐业什么的，听听就行了。
钱倒是个好东西，发展和资金也确实离不开关系，不过之前积攒下的那些白银、黄金正好在此时派上用场。
（主要来源于从殖民地的开采和掠夺。）
弗兰茨投放的贵金属总量刚好可以跟上奥地利帝国金融扩张的规模，所以经济上总体来说十分健康。
至于减裁军队可是个细致活儿，稍有不慎就会搞得怨声载道，甚至激起叛乱。
弗兰茨还是按照之前的策略，让士兵原地复员，正好东部地区已经打的十室九空，现在正好让这些人去填补空缺。
复原的士兵还有一点比较好，那就是容易组织民兵防止土匪、山贼死灰复燃。
同时这些参与过剿匪的士兵也该清楚奥地利帝国对于敢于对抗国家和祸害乡里的武装是什么态度。
这些复原军人有钱又有田，但他们毕竟是外乡人，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依赖的只有国家。
而这些军人中很多都是单身汉，正好可以平衡当地的男女比例。
他们在家乡可能流浪汉、臭乞丐，但在圣斯蒂芬王冠领地，他们是光荣的退役军人，是帝国的战士。
当地的聪明人也会拉拢这些退伍军人，这会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但是他们自带的属性会必然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满。
再加上与当地的那些聪明人联姻，他们会更加遭到嫌弃被一部分人孤立是必然的。
未来弗兰茨要在当地搞教育、搞工业，他们将是奥地利帝国最大的支持者，因为他们无路可选。
让士兵在圣斯蒂芬王冠领地复员确实是个好主意，但是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
弗兰茨却很清楚，土匪这东西就像野草一样，如果不能连根拔除，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恢复元气，只要一股春风吹来他们就能遍地开花，所以除恶必须务尽。
弗兰茨的态度很坚决，奥地利帝国境内不能再有明面上的土匪据点，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将这些蛀虫扫除干净。
于是乎又有人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可以让皇帝颁布特赦令，这样一来就能节省一大笔费用。
当然他们也不是要放过土匪，而是将土匪们骗出来，毕竟土匪最难对付的地方就是躲在山中行踪难觅。
但他们只要离开了藏身的大山就等于鱼儿离开了水，到时候奥地利的军队就能随意拿捏了。
然后按照首恶必诛的原则将土匪们打散收编，再将其中一些难以管教的送入矿山或者修路队。
这样既可以减少费用，又能解决棘手的匪患问题。
不得不说想出这种方法的是个天才，但是政府和皇室的信誉损失又要谁来弥补？
奥地利作为一个帝国可以不讲理，但是不能失信。
也许现代国家本身就是民主的代表所以不惧怕塔西佗陷阱，但奥地利帝国本身就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弗兰茨的态度是所有土匪必须接受公审，量刑定罪，所有杀人惯犯必须死，不管他们是不是被胁迫的。
（塔西佗陷阱，原话为“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历史上所谓的“首恶必诛，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大多只适用于特殊时期，教员曾经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写到：
“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
弗兰茨也可以沿用这个解释，至少比不予追究和特赦要好得多。
“首恶必诛，胁从不问”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分化瓦解、减少阻力，但弗兰茨牙口好，他就想试试硬骨头。
弗兰茨就是要用各种精兵强将、新式武器、几百倍的兵力，打得这帮土匪怀疑人生。
奥地利帝国本土有大量山地，所以山地作战未来在所难免，拿山贼、土匪练手，总比拿敌国正规军练手伤亡小。
比起练手其实更多的是熟悉战术和山地作战模式，以及磨合装备。
除此之外，如何鉴定胁从者和主犯也十分困难，历史上成功逃脱制裁，甚至反诬、怨杀的例子并不少，更有甚者还摇身一变成为了官方代表、正义人士。
（这里指的是明末农民军。
例如：
崇祯十一年时，张献忠、罗汝才等假意接受明朝剿匪总督熊文灿的招安。
两人借着官身打着平寇安民的幌子四处敛财，招募乡勇。
在恢复元气之后，崇祯十二年再次杀官造反。）
与其留下满地隐患，还不如杀得满地狼藉。
如果依然不能解决问题，弗兰茨会考虑再搞个半军半民的特兰西瓦尼亚建设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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