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县最近的空气有些紧张。
紧张的原因是最近驻守在城外的一支仆从军部队发生了骚乱。骚乱的部队冲进了城内，占领了粮仓，打开了军火库，并将师长杜氏一家老小扣为人质，一时间影响极为恶劣。
骚乱发生后，驻守在胶莱新河防线的仆从军及新军立即出动，赶往事发地点。此外，登莱重镇胶州港的一个陆军混成营也奉命出动，前往胶县平乱。
胶县位于胶莱新河东岸，是从西岸原址整体搬迁过来的（满清在胶县原址上重新建立了新县，即莱州目前有两个胶县，双方各据其一）。当年东岸人拆毁了那里的城墙，将民众集体迁移到了河东岸安置，目前已经渐渐发展成了一个拥有七八万人口的县份了，也算是不错。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胶县可谓是河防重镇，运河锁钥，重要性无论怎么拔高都不为过。因此，当骚乱的士兵冲进城内，囚禁了他们的师长，打开了军火库之后，周围的驻军一下子就被调动了起来，向胶县围去。
骚乱的部队是仆从军第七师杜大伟部，一共约3500人，是当年莫大帅在西四府收编的“骡子军”杜冲所部（杜大伟是其子），多为骑兵。这支部队多年来为东岸南征北战，参与过在宁波的多次战役，也参加过着名的淮安府之战，更别提他们在山东与清军那数不清次数的战斗了，堪称是一支劲旅。
此番仆从军裁撤整编的大浪潮中，这支老牌部队也受到了波及。他们被烟台方面告知，部队将在1691年中被整体裁撤，届时除少数人外，大部分都将被强制迁移到印度的两块小殖民地上去，这一下子就引燃了士兵们的怒火：大家在胶县生活得好好的，多年来也为大东岸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意却遭到如此恶劣对待，竟然要将他们流放到那天涯海角的瘴疠之地，这如何不让人愤怒？
于是，怒火万丈的士兵们哗变了，他们冲进城内四处放枪，警察们不敢也无力进行阻止，只能目视他们在城内占领各个要点，尽全力保护住县政府不被乱军攻占，同时派出精干人员外出报信，仅此而已了。
好在这些乱军也很节制，他们并不想烧杀抢掠，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下不去手。他们闹事，更多的还是想表达一个诉求，那就是自己不想受上头随意摆布，不愿意去鸟不拉屎的印度，只愿意留在家乡。
3500人大概只有不到2000人参加了哗变，剩下的人则被军官拦在营房内，并未出门参与。再加上他们更多地是出于一腔义愤，闹事前并未想过该怎么办，更没有周密的计划，因此很快就被闻讯赶来的军队镇压了——都没等到蓝衣军赶到，从胶莱新河那里开来的新军就把这股乱军打散缴械了，事态在两天之内迅速平定。
烟台方面的特派员目前正在赶来的路上。根据内部消息人士透露，闹事的军官会比较惨，大概率要被审判定罪，为首的几个搞不好还要被枪毙。至于其他的普通士兵嘛，估计还是免不了要走一遭，即印度那些地方是去定了！这事关烟台方面的尊严，更何况他们现在都是阶下之囚，没什么选择，只能听令行事了。
不过，正如此刻正坐在胶州城内写报告的宪兵官员们提到的，仆从军第七师这两千人哗变的事情，已经给登莱的上层提了一个醒，那就是以后制定政策不要过于高高在上，要贴合实际，要接地气。队长、司令们制定政策总是从全盘考虑，动辄这样那样，很多时候往往损害了地方的利益。比如，当年掖县的丁家三千人被裁撤，其中很多人被迁移到了南洋的文莱去定居，你以为这些人全部都愿意么？再者，这些年登莱往外输运了大量的粮食、牲畜及其他物资，用于支持宁波、廉梧和满蒙等地打仗，你当登莱的百姓就愿意么？本地人民给你缴纳的税款是让你建设地方、巩固国防的，结果你倒好，全拿去挥霍打仗了，这如何不让人感到生气？
总之，多年以来登莱除了当年大地震得到了外界的救援外，基本是处于被索求的状态，没有太多的好处。因此很多地方人士感到不满，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想法，不是一个个木偶傀儡，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像在玩游戏一样。登莱全境基本都已结束军管了，现在大家要求更多的东西了，希望开拓队队部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将他们的意见纳入进来，更多地考虑他们的尊严和诉求（不要再高高在上，不把人当人看了），否则日后像第七师这两千人哗变的事情，恐怕还会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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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就在登莱开拓队因为仆从军士兵哗变而检讨政策的时候，宁波府定海港的一处私家花园内，一群商人也在集会商议。他们讨论的主要是如何团结起来，共同向台湾银行进行施压，要求这家巨型垄断企业下放权力，允许他们也可与外洋商人展开直接贸易。说白了，就是以前他们要卖货给荷兰人，必须先卖给台湾银行，然后再由台湾银行与外国商人进行结算，不但被压了资金，同时也损失了不小的利润空间，因此他们实在不想让台湾银行继续扒皮了，想要自己单独搞。
当然台湾银行是什么样的企业，他们也都很清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想到联合起来抱团，一起向台湾银行进行交涉，这样的话来自台湾银行的沉重压力也可由大伙一起分担，那样就轻松多了。
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也是因为宁波承平多年，当初对他们生杀予夺、颐气指使的统治者们现在渐渐与他们融为一体。更准确地说，是他们慢慢融入了东岸人的统治体系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谁的侄子在警察局当干部，谁的儿子在县政府上班，谁的亲戚又在军队中当军官等等，宁波中下层的很多职位，都已经被他们这些本地人给慢慢渗透了。即便本土挑选了很多兵团堡的学兵过来任职，但仍然远远不够，更别说这些学兵一旦在当地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交际圈，那么本地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里不是说本地化了的干部不好，事实上登莱、宁波的很多本地干部，至少在目前这个局势下，还是愿意听从上头的吩咐，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本地化干部与外来干部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他们不愿意为了取悦上司而干损害地方利益的事情，在执行政策时会更多地照顾本地，与外来空降干部完全是两种风格。
宁波商人们这次集体商议贸易自主权的事情，其实不仅仅是对外贸易的事情了，同时也是宁波地方势力对东岸统治势力的一种试探。多年良好的对外贸易，给了宁波商人们充足的底气（积累了大量资本），提升了他们的信心。很多人甚至觉得，他们办缫丝厂、纺织厂、茶厂、碾米厂、榨油厂等等，不但生产出了大量的商品，还给政府创造了很多税收，因此他们潜意识中觉得东岸统治阶级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如此方才可以酬得他们的功劳。
以前这种试探条件还不成熟，也注定会没什么结果。但现在情况和十几二十年前可大不一样了，他们的资本实力日渐雄厚，地方政府的职位被他们大量渗透，就连新军里面都有一些他们的人。在这样一种“大好局面”下，也是时候提一些权力分配建议出来了，而这无疑需要从对台湾银行的贸易垄断权开始试探底线。
而作为大型辛迪加企业，台湾银行也不是没听到什么风声。事实上他们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在此之前数日就得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公司一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最终也仅仅是讨论罢了，什么也没发生——他们之所以到现在还没跳出来反对，大概也是因为拿货需要从这些宁波商人们手里拿，受制于人罢了。
这个事情，最终多半还是要靠妥协和谈判来解决。宁波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确实不能再无限制忽视本地商人、官员们的利益了。台湾银行与这些新兴势力一起，将蛋糕做大做强，并重新分配其中的利益比例，似乎才是正确的做法。
当然商人们从来都是逐利之徒。政府和台湾银行即便对他们做出一些让步，但也要注意他们是否将限制出口的商品也偷偷卖掉了，这都是当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政府提高了商人们的自由度和政治地位，但也要对他们加强监控，如此两方面兼顾，宁波的社会秩序才能得到良好的维持，经济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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