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年9月1日，巴黎近郊凡尔赛宫内，法兰西王国老“国师”正在与一位中年人谈话。
临窗坐着的老人是波舒哀。他1627年出生于第戎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第戎议会的议员，信仰虔诚，从小便希望他成为传教士。于是波舒哀八岁就受洗，十三岁前往梅斯大教堂成为修士，十五岁进入巴黎的那瓦尔大学深造，十六岁开始在贵族妇女们举办的沙龙中发表布道辞。
从巴黎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他回到梅斯大教堂，领受圣职。这个时候，他惊恐地发现，梅斯城内三万多人中竟然有将近一万人是受上帝诅咒的胡格诺教徒。波舒哀认为这些人是罪恶的，而且是让教会分裂的罪魁祸首，于是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针对胡格诺教徒的攻讦与打击。
考虑到当时整体的社会氛围是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和解——中间虽偶有反复，但大体上是和平的——波舒哀决定走上层路线，通过对王室和贵族宣扬新教徒的“危害”，从而达到“净化”整个国家的目的。1660年，他在上流人士出没的米尼姆教堂向众人布道，获得了极大的名声，就连路易十四都听说了他，于是1662年他得到了到卢浮宫布道的机会。
经过接触，路易十四发现到性格坚毅、知识渊博、风度翩翩，同时信仰极为坚贞，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国王的近臣。而波舒哀这个人手腕也非常了得，待人接物让人感觉如沐春风，同时长袖善舞，结识了诸多了不得的大人物。而且这个人的口才极为出色，在多次全国性的宗教辩论中获胜，进而成为了很多贵族子弟的宗教指导者，甚至就连路易十四后来也把王太子教给他教导——波舒哀不光是神学博士，同时也懂得其他方面的知识，且造诣很深，有资格教导王室子弟。
获得路易十四信任的波舒哀开始向国王灌输新教徒“有害”的理论，后来《南特敕令》的废除就有他很大一部分功劳，是新教徒咬牙切齿痛恨的对象。只可惜波舒哀身份尊贵，在中国传统中是为“太子太师”，且身为路易十四顾问的他经常参与决策，身边护卫如云，胡格诺教徒们就是想刺杀也办不到，只能徒唤奈何了。
不过，很多人也都看到，波舒哀今年已经73岁了，垂垂老矣，时间可以轻易地杀死他。他死后，国家的政策未必就不会改变，因为路易十四也感受到了新教徒对他的反噬，对他事业造成的严重伤害。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仗义执言，新教徒未必就不能得到赦免——逃到英格兰、联合省、南尼德兰等地的百余万胡格诺教徒极其后裔中的很多人，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回到家乡的。
不过波舒哀何等人物，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为了他的事业不被破坏，因此很快选定了一位接班人，那就是费奈隆，也就是眼前的这位中年人，一位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教士，目前是路易十四的孙子勃艮第公爵的家庭教师。
费奈隆身材优美，仪态非凡，同时充满了热情和智慧。24岁时就领受了圣职，担任一座天主教修道院的监督。当时他的工作时让刚刚从新教徒家庭中分离出来的年轻女子接受天主教信仰。他干得不错，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改信了，但他同时也搞砸了，因为他惹下了很多绯闻，修道院里的很多女子爱上了他，原因是他是她们唯一能接触得到的男人——其实人长得帅才是最重要原因啊……
但这些绯闻并不是他真正的麻烦。事实上他从此以后一路平步青云，在教会和宫廷中连连升官，并获得了路易十四的信任。真正让他的仕途受到严重冲击的是去年他出版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他委婉地影射了一位穷兵黩武的国君，并通过书中主角的口吻指出战争的巨大破坏性。
这样的政治观点在十几年后也许会得到路易十四认可，因为那时候的他悔悟了，认识到过多的战争毁了他的国家。但在残酷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前，路易十四并没有这样的想法，费奈隆此举起不到任何劝谏作用，反而让他失去了路易十四的宠信。
波舒哀不忍看到他看中的人选就此断绝仕途。于是经过他的一番活动，费奈隆也诚恳地向路易十四道歉，最终他没有被逐出宫廷，而是获得了一份担任外派使节的工作，算是先避避风头吧。
费奈隆即将赴任的是驻摩洛哥大使。之所以前往那边，一是因为离法国近，一旦有事，随时可以召回。二是因为摩洛哥人刚刚请求与法国进行合作，富国强兵，路易十四对于能够将影响力深入到北非非常感兴趣，因此这个职位容易干出成绩，上达天听。
第三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费奈隆学识渊博，不仅懂欧洲多过语言，同时就连东岸的汉语功底也非常深厚。据说他二十年前就从北美自由邦重金延聘了一位儒学大师，专门学习汉语知识，如今文章已经写得非常不错了，虽然读起来总带有那么一点法国散文的怪怪的味道。
费奈隆对担任大使这个职务无可无不可。其实，与其去摩洛哥做大使，他更想去东岸。他对东岸人的政治制度十分钦佩，也因为路易十四的穷兵黩武而非常反感这种绝对君主制度。他认为君权固然是神授予的，但应该仅被视为上帝只给了他们为人民谋幸福的权利，因此君权必须要加以限制。
东岸人的无君制度固然有重大缺陷，因为国家没有精神支柱，但却也没有绝对君主制度的种种弊端，总体而言是非常先进的。而且，他们的政府官员——哪怕是高级家庭出身的——必须先在基层做出成绩证明自己，然后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相反，在法国，除了教会系统的官员经历过这种类似的模式外，贵族官员成年后就有可能被授予重要职务，哪怕他们对此毫无经验。在联合省，夸夸其谈的议员们更能吸引人们的目光，他们只需在神学和商业辩论中击败其他人，就可以担任重要职务，哪怕他还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证明自己。
费奈隆本身受益于目前这种体制，但他又反对这种体制。只可惜他的思想太激进了，在很多人看来过于惊世骇俗，因此他只能将这些东西深埋于心底，表面上驯服地继续服务于现有体制。
“已经有好几千滞留在南尼德兰的胡格诺教徒前往休达港了。”费奈隆看着老迈的波舒哀主教，小心翼翼地说道：“他们似乎嗅到了战争的味道，因此急于离开南尼德兰。”
“这些人总是这么机灵。”波舒哀也叹了口气。虽然一直在打击胡格诺教徒，但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异端拥有着无与伦比的能力。当年废除《南特敕令》后，卡昂丧失了全部的纺织机，里昂和图尔丧失了四分之三的纺织机，昂古姆瓦60家造纸厂倒闭到只剩16家，商业重镇梅济耶尔109家商铺倒闭了101家，图尔400家制革厂只剩下了54家，马赛、波尔多等商业港口也受到重创，法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
而这些逃离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到南尼德兰、联合省、德意志、英格兰重新办厂，生产出大量当地原本从法国进口的商品。科尔贝尔一手建立的经济体系开始崩塌，法国政府的工业收入锐减，财政上不得不陷入了高利贷商人的圈套，极为艰难。
有些时候，波舒哀都奇怪为何天主教徒就不能拥有如此出众的经济才能呢？难道离开了新教徒，法兰西就只能依靠那些吸血为生的犹太商人了吗？为什么同为天主教徒的意大利人在经济上那么成功？他们的商人精明能干，他们的工匠心灵手巧，他们的学者多才多艺，甚至在他们接触东岸人之前就已经闻名于整个欧洲，他们为什么能如此成功？
路易十四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波舒哀没有结论，只能将其解释为东岸人对意大利巨大的帮助。但东岸人那套法兰西是学不来的，也不能学，因此只能作罢。
“弗朗西斯，去了梅克内斯，你要好好搜集一下东岸陆军的情报，陛下和沃邦元帅对此都十分感兴趣。另外，你也要搞清楚东岸人在摩洛哥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对地中海有领土野心，这一点同样很重要，关系到法兰西接下来一系列的决策。”波舒哀严肃地说道。
费奈隆点了点头，他明白这里头的轻重。东岸人在摩洛哥发动这一场实在是太耐人寻味了，尤其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也先后派兵参与，这一点让巴黎十分警惕。路易十四非常想知道，东岸人是否有联合意大利人、葡萄牙人独霸地中海的野心。如果是的话，那么法兰西必须要调整政策了，因为法国也是地中海国家，在地中海有着巨大的利益，不可能坐视东岸人攻城略地而无动于衷。如果否的话，那么他们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吞并低地十七省，在莱茵河流域大肆扩张，这是他们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国策。至于吞并西班牙，其实那都是附带的了，严格说起来重要程度远远不如尼德兰地区。
“马德里的卡洛斯国王最近又生了一场大病，身体状况很不客观。我通过教会的途径，得知他也许只能活几个月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的，战争一触即发。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东岸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变数，我们不能容忍这种变数的存在。”波舒哀又说道。
卡洛斯二世的身体状况在教会中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毕竟为国王医治的人很多时候就是教会的医生。法国和西班牙同为天主教国家，得到一些机密消息本就很寻常。更何况现在法兰西国力强大——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俨然有天主教世界扛大旗的风范，西班牙的天主教会倾向于他们一点都不奇怪。
“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战争。上次战争欠下的债务还没有全部还清，地方经济秩序也在恢复之中。我们真的有开战的实力吗？”费奈隆有些担忧。
“没有时间了，弗朗西斯。我们没准备好，敌人也没准备好，大家都是公平的。”波舒哀强调道：“去吧，尽快去摩洛哥。他们从意大利人那里贷了很多款，向我们采购了一大批武器，这足以让我们把军工厂提前预热了。记住，东岸人是最大的变数，他们这一次在摩洛哥实在是太耀眼了，因此必须要弄清楚他们的目的，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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