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启做出这样的猜测，自然也不是无的放矢。
他是根据蒙古夺得中原的一部分领土后的相应措施和政策，与先前的辽朝金朝的措施政策相对比，加上蒙古这些年来不断四方征伐获得领土的行为所得出的一种可能。
纵观神迹所言，在大汉之后，在中原疆土上建立过政权的非汉人族群有不少，那些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权时间短暂，更迭频繁，且神迹未曾细讲，倒也暂时排除在外。
但是时间较长的辽朝——虽然这个实际上更偏向于草原政权，金朝——这个可是正儿八经想着往中原靠拢，可都并非是蒙古一般的做法。
辽朝，虽然本质上一直都没有改变过草原的核心地位，但是在建国初就任用汉臣、仿照中原制度，到了辽太宗获得燕云地区之后，更是开始搞国制和汉制双重制度，随后的皇帝也开始施行科举……
金朝，这个在建国初因为主要敌人是辽朝的原因，并没有多么快速的汉化，但是在金太宗后期，到了金熙宗和海陵王时期，更是飞速地向中原文化靠拢——而事实上，就算在建国初期，尚且存有大量女真传统的时期，金朝也没有在中原治理上像蒙古这样离谱。
而以上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想要长久地拥有现如今的土地，想要长久地治理这些地方。
可蒙古……刘启真的在怀疑，他们真的不是打着随时回到草原的想法？毕竟草原非常辽阔，而蒙古现在还有着西边的一大片领土。
总不能是那些蒙古贵族都觉得不论怎么搞，中原百姓都会是任由他们揉搓毫不反抗吧？
明朝，洪武年间。
朱元璋是真的切切冷笑出声了：“好一个觉得赋税太轻，可不是觉得这样的赋税太轻了吗？”所以在后来的蒙古，在元朝，在他幼年时期，各地的赋税情况变成了那副鬼样子！
逼得人一点活路都没有！
在场的文官武将们这一次没有沉默，而是纷纷开口附和起朱元璋来——实际上，也不能完全算是附和，因为他们个个都情真意切，句句都浸染着血泪苦痛，听着无不让人心生动容，对蒙元愤慨不已。
毕竟，这些人都是开国重臣，一个个也是对着元朝的残酷统治有着深刻体会的。
【说到觉得赋税太轻了这个问题，这确实是大部分蒙古贵族们的共同认识。但是，某种程度上，这还不仅仅是蒙古诸王功臣们的想法，窝阔台本人对此，也很难说他没有想过赋税能否定的更高一些。】
【毕竟，远的不说，近的，在定下赋税不久后，窝阔台就还想要收民间的母马，被耶律楚材劝阻了：“田蚕之地，非马所产，今若行之，后必为人害。”】
【但，虽然被阻止了，可窝阔台能生出这个想法来，就足以看出他对于中原治理、对于赋税收缴方面的态度来。】
【窝阔台这个大汗，这个元太宗，在大蒙古国、元朝的历史上，是处于一个过渡、转变时期的统治者，是蒙古由过往的奴隶制社会向中原此时的封建社会过渡的大汗，某种程度上，这种过渡由他开始。】
【有人对窝阔台的评价是“有宽宏之量，忠恕之心”，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比较符合窝阔台本人的情况：窝阔台能够不断接受耶律楚材的劝谏、施行相应的政策，又在晚年时坦诚总结了自己的“四功四过”——当然，他的这种宽宏忠恕是不能以传统中原王朝的认知来类比的。】
【但是虽然他确实有着“宽宏忠恕”，可对于他所处的这个时期而言，这还是不够的。】
【因为，窝阔台本人实际上大约对于这个过渡转变的重要性以及自身的责任是并未有什么明确认识的。】
【而有没有明确的意识，这一点至关重要。】
【窝阔台此时大部分时候都能接纳耶律楚材的进言，不论是耶律楚材用获取财富的角度来进言，还是较少的从于民有害的角度进言。但是这并不长久。】
【因为，窝阔台始终还是秉持着草原蒙古传统的思维，秉承着获取更多财富和领土的渴望，而不是意识到自己应当为蒙古尽快转变到中原封建社会、正统王朝的历史进程加以助力。】
【他确实起到了过渡作用，但却并非是在自己主观有意识的推动之下。】
【因此，在耶律楚材等人辅佐他定下赋税制度后，这个制度也并没有能够长期施行下去，而是很快出了变故。】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听着神迹对窝阔台的评述，周身的气息突然沉重严肃了不少：“明悟自己的责任，领会自己的重担，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他自己，就有着清晰明确的认识：在自己在位期间，必然要解决掉匈奴的问题，让其不能再为大汉的心腹大患！
为此，他加强权力，削弱地方诸王，操练兵马，选任人才，派遣专人探访西域，于国内甚至压榨民力——虽然这不完全是为了与匈奴作战而做的准备，但也有大半原因在此。
这是他的责任，是他对于大汉的义务所在。
而想要有这样的认知容易吗？不容易。不说别人，就是在朝中的那些高官重臣，列侯将军，他们有着第一手消息，能够拥有荣华和权力，但在自己登基之后，他们有多少意识到大汉可以变得和以往不一样了？
——即使，在自己的父皇，景帝在位期间，对匈奴的态度就已经有所不同。
而窝阔台，显然也并非一个清晰意识到自身可以担负的责任的人。他也没有意识到蒙古即将可能迎来的转变，或者说，他并没有在意这种可能的转变。
虽然他并不是那些典型的蒙古贵族那样，觉得打下的地方都该变成草原，获得的民户都应该成为奴隶，极尽搜刮和压榨，但是他也并不认为自己就应当去改变蒙古的传统做法，改变蒙古的政体……
当然，不能说这和他的政治环境无关：他并没有父亲成吉思汗那样的权力和威望，术赤、察合台、拖雷以及其他王公贵族的力量他并不能忽视，自然也不能轻易否决掉他们的意见。
但，若是先前制定的赋税制度，在短短时间内便出现了变故，就绝不是这种政治环境能够解释的了。
这只能是窝阔台的默许甚至主动允许。
宋朝，开宝年间。
虽然是在说窝阔台没有意识到蒙古的转变问题，但赵匡胤总觉得这也能说成是大宋。
大宋啊！
在唐朝末年的混乱之后，大宋建立了，赵匡胤不断征战，统一了南方，而北方——燕云地区同样也在他的渴望之中。这是他毕生的追求。
但是这仅仅是他个人的渴望与追求吗？
赵匡胤觉得并非如此，这应当还是所有有志一统的有识之士共同的渴望，是中原、是正统的必然要求，是大宋这个王朝的责任所在。
统一中原，统一天下，弥合人心，巩固河山。
先前讲到明朝，明太宗迁都北京，是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为弥合天下的分裂而做出的努力……可这坑，是大宋留下来的。
每当思及此，赵匡胤就觉得痛苦万分，也让他越发注重自身的健康问题：他得活着，他要解决掉这些问题才行。
【其实，赋税的隐患早已存在。】
【大蒙古国有一个“扑买”的制度，也就是包税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朝廷把一定时期里某项捐税，核定应征数额，然后由商人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后承包。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把朝廷收税的权力交由到私人手中的制度。】
【这项制度也并非蒙古自己首创，在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包税的例子，但这只是个别行为，并不广泛。】
【到了宋朝，这项制度才算是真正发展起来。宋朝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商品流通范围极广，各种商品集市的数量也相当之多，也因此，宋朝朝廷非常重视商税的收缴，为了更好地收缴商税，还专门成立了征收商税的机构，叫做商税务。】
【但即使有了专门的机构，可由于城乡数量众多，在各个小地方的商品集市数量又多又分散，收缴税收时并不方便。】
【因此，宋朝朝廷干脆决定，凡税收在千贯以下的小集市，一律实行“包税制”，由官府测算出该集市年应收税总数，让当地大商人出钱承包，然后大商人再向商贩征收，以其收入作为补偿。而收入盈亏则由包税人自己负责。】
【随后，宋朝施行包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小集市，包括酒、醋等方面的税收也加入到了包税行列，这样让朝廷既能获得税收，又能俭省下开设征税机构的费用。】
【只不过，宋朝的这种包税制，很多时候是“不差官监管”的。】
【且到了后来，宋朝朝廷干脆都不自己进行计算了，而是直接由商人自行申报包税数额，让出标高者承包。】
【而蒙古，也相应地延续了使用了这一制度。】
宋朝，开宝年间。
先前才刚刚给自己重申了一遍大宋的使命，鼓舞了一下自己的雄心壮志的赵匡胤看到此处，简直是猝不及防，像是被一盆冷水兜头浇下，那叫一个透心凉。
赵光美惊愕无比：“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还没有吧？他看兄长此时也没有这么个意思啊！
赵匡胤显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在心中又记了一笔账：“赵光义的好子孙！他们就是这么治理大宋的？朝廷内部一堆多余的官员士卒，然后又放任商人肆意压榨百姓，接着百姓活不下去了开始生乱，朝廷再把这些百姓收入厢军……这么循环往复？”
到底是谁想出来这么个方法，可真是个大聪明啊！他大宋，真真是何德何能，能有这样的天才降世？
包税制，或者说扑买，是个有点脑子的人，都能一眼看出来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商人们是缴纳了朝廷的赋税了，而他们又是盈亏自负，那为了保证盈利，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他们会怎么对那些中小商人、对百姓收税？
小商贩们无力缴纳这些称得上是压榨的赋税之后，他们会怎么样？会家破人亡。家破人亡之后呢？不是变作流民，就是流窜山野作乱；而就算是变作流民，也迟早会加入作乱之中。
这对朝廷是什么好事吗？
还省下了一笔开设征税机构的作用，可不是省了，然后呢，然后就造就更大的花费？
而且，这还是之前朝廷自己计算一下税收总数的时候。到了后来，居然连税收都不自行计算了，朝廷居然直接来了个“价高者得”！
买东西如此也就罢了，这是什么？这是朝廷命脉，这是天下百姓的命脉，这是税收！
赵匡胤无言，他该说什么？他是不是应该庆幸大宋面对的敌人始终都是外敌，都是契丹女真蒙古这样的外敌？要不然，大宋内部是不是早就要出现成型的乱军，然后百姓们都会纷纷望风而投？
【在定下赋税制度后不久，便有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想要用一百四十万两银子来扑买整个天下的课税。】
【好在这件事情被耶律楚材阻止了：“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
【但是从后续发展和当时的税收情况来看，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人未能成功，也未必是因为耶律楚材的劝说有效，窝阔台认识到了这些人将会对百姓造成的不良影响。】
【相反，他们没有成功，很有可能是因为价码太少了，且他们在朝中没有足够有力的支持者。】
【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人提出的价码是一百四十万两，但是从太宗二年初步定下简易的税收，到太宗六年灭亡金朝，再到太宗十年，赋税一直在增长。及至太宗十年，朝廷要求的课银就已经到了一百一十万两。】
【太宗十一年，一个叫做安天和的回回译史，向右丞相镇海谄媚，搭上了镇海的门路，随后举荐了一个人，一个商人，奥都剌合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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