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给清国人的，也是这样的印象。**”大隈重信道，“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心中无数。日本的各项改革都还没有完成！以日本现在的国力，根本负担不了一场战争！”
大隈重信的话让伊藤博文想起了和大隈重信合力应对货币改革的往事，不由得感慨不已。
早在明治2年7月，西方各国公使便向日本新政府提出交涉如何处理幕末的劣币问题和如何导入西式币制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明治初期，严重的货币混乱行为导致的各国商人在日利益严重受损（那时的日本在货币流通方面也是“百鬼夜行”，而且不如中国的是，中国流通领域的都是“良币”，日本却是“劣币”），各国因此不断向明治政府施压。
幕末时斯的日本由于金银外流严重，幕府被迫铸造成色恶劣的金银币充数，结果外商怨声载道，幕府被迫签订改税条约，同意在不会继续降低金银成色，并在将来引进西式货币制度，但是，随着征长，戊辰等战争的爆发，幕府以及其他各藩都被迫继续铸造劣质金银币来支付战费和武器购置费用。而倒幕军一方也铸造劣质金银币来支付开销。加之各藩过去本来都有铸造劣币的传统。所以劣币四处横行。二分金的仿造尤其厉害（有外面铸金中间铸银的，有用铜铸造外面镀一层金的，不一而足，达十二三种之多）。而当维新之后，新政府由于种种情况导致财政基础不稳定，于是偷偷摸摸的继续铸造违反了改税条约的劣币。英国方面发现了新政府的这种行为之后极其恼火，要求新政府必须改革币制。当时因为劣币横行，日本自身的经济也受到严重打击。国内外的商人都受到巨大损失。在明治2年，英国公使帕克斯伙同法美意德四国公使发出正式声明。以日本内战已经结束为由，要求新政府立即拿出驱逐劣币的方案，终止各种损害外商利益的事情。新政府接到声明后大吃一惊，急忙开始组织谈判团队。当时负责谈判的便是大隈。
然而这时大隈面临的问题，不只是来自国外，还有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为了化解帕克斯的攻势。在明治2年2月5日。大隈和外国官知事伊达宗城合谋发送了一份声明给帕克斯，声称政府将在2月5日发布关于将来发行新货币的声明。帕克斯识破了大隈的缓兵之计后大怒。立刻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声明，要求新政府说明事情经过。伊达宗城无奈之下只好在2月30日向五国发布署名声明，在声明中。伊达承认新政府制造劣币并承诺杜绝此事。声明还正式承诺政府将发行足量的新货币，而新币将与当时发行的纸币“太政官札”实现等值兑换。除了政府本身之外，严禁任何私人或藩私铸金银。伊达宗城的声明虽然暂时平息了西方国家的质疑。但马上引发了激烈的内斗。首先的抵制来自于萨摩和土佐两藩阀。萨摩和土佐两藩因为是维新的首要功臣，在政府内部势力强盛。因此我行我素私铸劣质金币而无人敢问。而其他各藩见状则把政府的禁令当作耳旁风，私铸金银币不停。经济的混乱大大加剧。明治政府遭到质疑，面临巨大的危机。
明治政府下令大隈负责准备一个关于如何处理劣币和假币的方案。大隈的方案则基本上根据伊达的声明一样。然而萨土等藩阀，由于率先宣布“版籍奉还”势力大大增长。气焰滔天。藩阀派以大久保利通为首，极力反对大隈的方案。3月30日，冲突白热化。大隈等人刚刚得到太政官令宣布同意大隈的举措，连“飞脚”（负责邮政传递的人）都派了出去。结果飞脚被大久保利通的人抓回（谁也不愿意自己的蛋糕给人切了）。大久保利通直接上书太政官三条实美，指责大隈等人是“商人之辈”、“见识浅薄”。坚决要求停止任何的货币改革。大久保利通之所以如此，目的还是为了一藩的私利。因为萨摩在铸造劣币上受益良多。因此大久保生怕失去财源。而这种**裸的损公肥私的意图事实上分裂了政府，由于生怕政府分裂，造成维新功败垂成。因此木户孝允决定出面调停两派。由于木户的出面，加之承诺藩阀派即便是货币改革之后也能享受利益。最后两方均同意让步。于是大隈的方案终于获得通过。木户孝允对大隈很赏识。所以在木户的授意下，政府宣布出于谈判的需要，将大隈升为专职的会计官副知事。7月6日，大藏省成立。由于先前由利公正因为太政官札的问题而垮台。大隈则被选为替补。出任大藏大辅。正式成为大藏省的高级财政大臣。大隈的升职揭开了被称为“大隈财政改革”的序幕。
当内斗平息下来，大隈从4月6日开始，大隈连续发出一系列的布告，通过了数条新法，成功稳定了金融秩序，预示着货币改革行将开始。但是在另一方，英国公使帕克斯对于政府的压力也随之变的更加紧迫。因为现在经济秩序稳定了，所以帕克斯认为政府的货币改革也要提到日程上来。而且帕克斯对于大久保的一系列做法已有耳闻。因此帕克斯生怕明治政府借着版籍奉还（版籍奉还是6月17日）的由头借故赖账。因为诸藩不但制造假币，还有向外国借款。特别是萨摩，在幕末期间为了筹集军备和战费而向英国大量购置军火和借款。如果明治政府借着版籍奉还的理由赖账，就会有很多英国商人破产。所以帕克斯会同四国公使，联名要求政府必须马上拿出解决方案。为了谈判具体细节，7月10日，以外务卿泽宣嘉为首，大隈重信为首席代表，伊藤博文为副代表的代表团出发，7月12日正式开始谈判。
大隈和伊藤二人就是在那时，结下了战斗友谊。
谈判非常艰难，问题集中两条上，一是如何赔偿损失，二是如何改革币制。最后因为大隈的努力，明治政府没有因赔偿的要求而付出一大笔足以导致襁褓中的明治政府破产的费用。大隈以其出色的外交能力成功的挽救了政府于外来压力造成的财政危机之中。特别是又制定了明治时期第一份货币改革方案，因而做为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备受瞩目。木户孝允对大隈很是赏识，认为大隈是难得的人才，于是放手让大隈做为少壮派首领来统合少壮派官僚。当时大隈在东京的筑地地区建了新家，因为大隈为人好客，常常在家中设宴款待宾客。于是大批的少壮派官僚经常光顾大隈的家。伊藤博文也是大隈家的常客。
明治政府经过激烈的战争，总算是挺了过来，成为公认的合法政府。但是诸多因素导致这个政府在草创时期磕磕绊绊，随时都有解体的可能。即使是一件小事，都有可能造成政府的分裂。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严峻的财政形势。几乎要到达危机的地步。政府成立初期沿袭旧规，收实物税。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实物税制破绽百出。而且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战费支出。实际收入大大减少。特别是在当时政府没有足够实力压制诸藩。因而只能从直辖地区内收取地租。政府的实际收入仅占全国地租的四分之一。而且，不兑换纸币的大量印发，事实上加剧了民间的贫困，以至于维新初年时的日本经济是一片混乱（这便是后世愤青小白们津津乐道的“明治维新神话”真象，以为只要一“维新”了，就一夜转型成功）。
为了稳定财政基础，大隈的第一步是积极参与“版籍奉还”的谋划。维新之前，日本是藩国体制，四个岛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近300多个藩国。各藩对于自己的领地有独立的财权和法权。日本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维新初年，政府因为暂时无力消灭这些藩国，因此建立的是藩府县三重体制。政府控制区内划分府县，而藩国则保留下来。由于政府不能从藩国掌控的地盘内收取税收。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只好暂时从自己的地盘内加税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战乱之后，政府控制区经济混乱，加税既收不上来什么钱也不得民心。被财政困难逼的捉襟见肘的政府痛下决心，废除藩国，政治上统一，把日本建设成为中央集权国家成为政府内部各派的共识。这时，大隈重信联合伊藤博文等人列举出关于版籍奉还后在经济政治上可能带来的好处，写成节略提交。这就是《举国一致论建白》。
在这个建白书内，大隈直指藩国体制是为建设新日本之首要障碍。提出近代国家的“四大统一”（军事统一、教育统一、司法统一、财政统一）这是维新派首次公开提出变革政治经济体制，一经提出便立刻激起一波滔天巨浪。
ps：任我行当教主的时候，东方不败背地里密谋造反，终于推翻了任我行的统治，这说明了对内网监控的重要性；东方不败上台后，向问天勾结外网人士令狐冲，终于让任我行复辟，这说明了对外构建防火墙的重要性；最后任我行还是用脑过度挂掉了，说明你上防天下防地，也防不住自我嗝儿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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