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君主亲至”这个条件，又像一道高高的门槛，考验着各国统治者的勇气、智慧和脸面。
东方的巨龙，不仅用刀剑劈开了旧秩序，如今更抛出了一根镶嵌着黄金与橄榄枝的权杖，等待着欧洲的君王们，是选择弯腰拾起，还是倔强地转身离开。
整个欧洲的外交棋局，因这一纸邀请，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机遇之中。
永熙十五年春天的君士坦丁堡，注定将成为世界历史的又一个十字路口。
永熙十五年，春。君士坦丁堡。
这座饱经沧桑的千年帝都，从未见证过如此奇异的景象。
雄伟的狄奥多西城墙之上，昔日飘扬着新月旗的地方，如今是猎猎作响的日月龙旗。
而在金角湾与马尔马拉海之间，停泊着来自威尼斯、法兰西、英格兰、荷兰等国的各式舰船，它们的旗帜与东方的龙旗并列，构成了一幅前所未有的、象征着世界权力交接的画卷。
城市被精心装点，主要街道清扫得一尘不染，破损的建筑被紧急修缮。
来自大明本土的官吏、士兵与当地的希腊、亚美尼亚雇员穿梭不息，竭力向远道而来的西方贵客展示着新秩序的“威”与“仪”。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东方香料、海风咸腥以及权力欲望的奇特气息。
正如魏渊所预料，那“友邦”待遇的诱惑是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难以抗拒的。
在经历了近半年的激烈博弈、宫廷辩论和利益权衡后，欧洲的版图在政治上被清晰地划分为了三个阵营。
约三分之二的欧洲势力选择亲赴盛宴。
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弗朗切斯科·莫林亲自抵达。
商业共和国的务实精神压倒了一切。对威尼斯而言，掌控贸易命脉高于虚无的宗教隔阂与面子。
元首的座船满载着献给大明皇帝和魏渊的珍贵礼物，包括最精美的穆拉诺玻璃和提香的画作，其姿态放得极低，目标明确，确保其在东地中海的商业特权。
奥地利大公国经过极度痛苦的挣扎，斐迪南三世皇帝最终选择了现实利益。
哈布斯堡王朝需要应对西方法兰西的威胁和东方的沙俄势力，大明的军事庇护承诺是无法舍弃的保险。
皇帝亲临，是此次大会级别最高的参与者之一，尽管他内心充满了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向异教帝国代表低头的屈辱感。
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扬二世·卡齐米日国王，在瑟姆的激烈争吵后，力排众议，决定参会。
联邦东西受敌（瑞典、沙俄），南方的明军更是近在咫尺。获取大明的安全保证，是维系这个庞大但松散联邦生存的关键。国王希望借此震慑东西方的敌人。
法兰西王国的红衣主教马扎然，以法兰西首相的身份出席。
对于正处“福隆德运动”后巩固期、且一心想要打破哈布斯堡包围网的法兰西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马扎然看到了与大明结盟，在政治和经济上双重打击奥地利的巨大战略利益。他的到来，带着精明算计和重塑欧洲均势的野心。
英格兰联邦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派出了以其子理查德·克伦威尔为首的高级代表团。
虽然克伦威尔本人未至，但理查德被授予了“全权特使”的身份，这在明方的灵活认定下。后世而来的魏渊也是考虑到英格兰特殊的共和政体，勉强被视为符合“政府首脑”要求。
英格兰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推动着这次参与，他们渴望在即将重新划分的全球贸易格局中分得最大一杯羹。
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大议长亲至。
作为“海上马车夫”，荷兰人绝不能容忍在东方贸易中被威尼斯或英格兰甩在身后。
他们的目标直接而纯粹，商业利益，确保其航运和贸易优势。
约六分之一的欧洲势力依然心存观望。
西班牙王国腓力四世，派出了一位地位尊贵的公爵作为特使。强大的天主教传统和世界帝国的骄傲，使其无法接受君主或首席大臣向一个异教帝国低头的做法。
但他们又惧怕被排除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之外，更担忧宿敌法兰西借此坐大，故而派出高级别但非决策层的代表，试图左右逢源。
葡萄牙王国正处于从西班牙统治下恢复独立不久的时期，国力衰弱。
国王若昂四世担心过度刺激西班牙，仅派出使节，希望能维持其在远东的既有利益，并在新秩序中找到一个夹缝求生的位置。
瑞典帝国的女王克里斯蒂娜正处于权力巅峰，但她的兴趣更多在于北欧霸权和欧陆战争。
对于遥远的南方和东方事务，她保持了谨慎的观望，派出一位外交官，旨在收集情报，避免完全被孤立。
教廷国的教皇英诺森十世出于宗教立场，坚决反对此次大会，但迫于现实，还是派出了一位枢机主教作为观察员，旨在最低限度地维持影响力，并试图在暗中协调天主教国家立场。
而剩下的欧洲国家，则选择了拒绝合作。
最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俄罗斯沙皇国。
年轻的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咨询了总主教和波雅尔杜马后，断然拒绝了邀请。
原因有三：其一，宗教对立。作为东正教自诩的守护者，莫斯科自视为“第三罗马”，难以接受在真正的“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向一个异教帝国臣服。其二，地缘冲突。大明势力向黑海和克里米亚的扩张，与俄罗斯向南方和东方（西伯利亚）的扩张战略形成了潜在的、直接的冲突。承认大明的霸权，意味着自缚手脚。其三，内部考量。此时的俄国仍相对闭塞，对遥远东方缺乏了解，其贵族阶层对参与这种由“异教徒”主导的国际体系心存抵触。
大会的开幕仪式，被刻意安排在已被暂时改名为“大明广场”圣索菲亚大教堂前广场举行。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将这座基督教世界曾经的最高圣殿，转变为大明主导的新秩序的宣告台。
旭日东升，金光洒在宏伟的建筑穹顶之上。
广场四周，身着鲜明甲胄的大明卫兵肃然林立，枪戟如林，无声地展示着力量。
受邀的各国君主、首相及其随员，按照大明礼官安排的次序站立，心情复杂地等待着那位幕后主宰的登场。
号角长鸣，鼓乐喧天。
在众多精锐亲兵的护卫下，魏渊终于现身。
他并未身着戎装，而是一袭深紫色蟒袍，头戴乌纱，腰佩玉带，气度雍容，不怒自威。
他的出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有敬畏，有好奇，有嫉妒，也有隐藏的敌意。
魏渊登上临时搭建的高台，目光平静地扫过下方那些决定着欧洲命运的面孔。
他没有发表长篇大论，声音通过内力清晰地传遍广场：
“我，大明元辅魏渊，奉吾皇陛下旨意，节制西方军政一切事宜，抚谕万邦。”
开场白便定下了尊卑基调。
“今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于此新罗马之城，非为私利，乃为公义；非为一域，乃为天下。”
他的话语充满了天朝上国的自信，
“旧序已倾，新章当立。大明愿与诚心向化之友邦，共订章程，同享太平，互通有无。”
“凡今日缔约之国，即为大明之友邦。当遵《君士坦丁堡盟约》，守望相助，货殖畅流，文教相融。背约者，共讨之！”
言简意赅，却重若千钧。
随后，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魏渊代表大明，与斐迪南三世、弗朗切斯科·莫林、扬二世·卡齐米日、马扎然主教、理查德·克伦威尔（全权特使）、荷兰大议长等人，依次在用工整汉文与相应国家文字书写的、以金线装裱的《君士坦丁堡盟约》上，用印、签字。
这一刻，阳光似乎格外耀眼。
签约仪式完成，标志着一个大明主导的、横跨欧亚的“友邦”体系正式诞生。
这个体系不仅包含了军事同盟性质，更是一个以大明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圈层的雏形。
欧洲的力量平衡被彻底打破，并被强行整合进一个东方的秩序框架之内。
盛会之后，是持续数日的宴会、磋商和细节谈判。
魏渊并未过多参与具体事务，他将舞台留给了杨海龙和理藩司的官员。
但他的身影，他那日在广场上宣告新秩序的姿态，已深深烙印在所有与会者心中。
然而，在君士坦丁堡的喧嚣与辉煌之外，北方的沉默显得格外刺骨。
沙俄的缺席，如同冰原上悄然凝聚的风暴，预示着这条横亘欧亚的新秩序锁链，并非坚不可摧。
未来的挑战，或许正来自于那片未被龙旗光辉照耀的、广袤而寒冷的土地。
议事堂内，金碧辉煌，却静得能听见烛火摇曳的轻微噼啪声。昨日，这里刚刚见证了足以改变欧亚历史的盟约签署，墨香混合着香料的气息尚未散去，却已沉淀出一种异样的凝重。
与会的各国君主和代表们，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眼神深处却翻涌着各自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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