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秋，上海江海关大楼。
时年二十八岁的黛，彼时尚未使用这个代号，她公开的身份是总税务司署新聘的英文秘书，化名“苏雯”。她被派至江海关进行为期两周的文书流程协调工作，首要接触的，便是三楼那间如同巨大蜂巢、弥漫着陈旧纸墨气息的档案室。
档案室内光线昏沉，唯有高处几扇狭长的窗户投入稀疏的日光，照亮了空气中缓慢浮动的尘埃。钢铁档案柜如同沉默的巨兽，鳞次栉比地排列，投下森然的阴影。空气中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混合了纸张霉味、墨水酸腐气和地板蜡的独特气味，仿佛时间在这里凝固、发酵。在这片由故纸堆构筑的迷宫里，她第一次见到了徐文祖。
他正背对着门口，踮着脚，从最高一层的架子上取下一本厚重如砖石的卷宗。动作不疾不徐，精准而稳定。听到脚步声，他缓缓转过身，鼻梁上那副玳瑁边框、镜片厚如瓶底的眼镜，几乎遮住了他半张脸。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但熨烫得异常挺括的灰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身材瘦削，背脊因长年伏案而微显佝偻。
“请问，找什么？”他的声音平淡，缺乏起伏，像一块被磨去了所有棱角的石头。
黛注意到他的手，指节分明，修长而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这双手抚过卷宗封面时，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轻柔。他整个人给她的感觉，就像他身后那些编码严整的档案——被归类、被索引、被束之高阁，稳定，可靠，却也毫无生气。
“我是总税务司署的苏雯，需要调阅去年第三季度所有关于德国精密仪器进口的免税审批副单。”黛递上公文。
徐文祖接过公文，仔细地看了足足半分钟，仿佛在辨认某种复杂的密码。然后，他抬起眼皮，透过厚厚的镜片看了黛一眼，那目光浑浊而缺乏焦点。
“德国……精密仪器……”他低声重复着，像是在脑海中启动了一套复杂的检索系统，“涉及类别可能包括‘物理分析仪器’、‘光学仪器部件’、‘工业控制仪表’……分别归档在‘工-乙-柒类’、‘光-特-叁类’和‘机-控-贰类’。苏秘书，你需要具体到哪一种？或者，全部？”
他的专业和高效让黛微微讶异。她原本已做好了在此耗费半日、与官僚系统慢吞吞节奏周旋的准备。“全部。”她回答。
徐文祖点了点头，没有多余的话，转身便融入了档案架的丛林。他的脚步很轻，几乎没有声音。黛跟着他，看着他瘦削的背影在不同区域间穿梭，手指如同拥有自主意识般，准确无误地从一个特定位置抽出一本，又走向下一个目标。他对这里的熟悉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仿佛每一份档案的位置、内容，甚至纸张的触感，都早已烙印在他的神经回路里。
这座档案室，是英人赫德缔造的海关帝国的记忆核心，记录着这个东方最大口岸每一次经济的呼吸与脉搏。每一份泛黄的报关单、货物舱单、关税凭证，都是构成这个庞大国家肌体血液流动的微小细胞。而徐文祖，就像是这座记忆宫殿的守护幽灵，沉默地梳理着一切，自身也仿佛成了这沉闷环境的一部分，一件会呼吸的档案家具。
几分钟后，他将三本厚厚的卷宗放在黛面前的工作台上，动作轻巧，没有扬起一丝灰尘。“在这里阅看。如需摘抄，请用铅笔，不得污损原件。阅毕请放回原处，或交给我处理。”他的语气依旧平板，交代完规则，便回到自己的角落，继续伏案处理那些似乎永远也整理不完的索引卡片。
接下来的几天，黛为了核对数据，多次出入档案室。她逐渐观察到一个更为立体的徐文祖。
她见过一个满头大汗的华人帮办，因为找不到一份紧急的船舶吨税证明而对着他咆哮。徐文祖只是默默听着，等对方发泄完，才推了推眼镜，慢吞吞地说：“张帮办，上个月十七日，您曾借阅过‘三井物产’名下‘白山丸’的入港记录，那份吨税证明作为附件钉在最后一页。您当时批示暂存您处，尚未归还。”那位张帮办愣在原地，脸色由红转青，悻悻而去。
她也见过一位趾高气扬的洋人副税务司，因为一份档案编码错误而厉声斥责他。徐文祖既未辩解，也未显露任何屈辱或愤怒，只是微微佝偻着背，用那种一成不变的平稳语调回答：“是的，先生。编码录入错误，是我的疏忽。原始文件在‘黑箱-37区-第四架’，我立即去取。”他的顺从，更像是一种无言的壁垒，将外界的所有情绪波动，都隔绝在那厚厚的镜片之外。
在档案室其他华员同事眼中，徐文祖是个“怪人”。业务能力无可指摘，但对人情世故近乎麻木。午休时大家聚在一起闲聊市井八卦、抱怨洋员不公，他从不参与，只是独自坐在角落，就着白开水啃一个冷馒头，或者拿一支铅笔在废纸上写写画画，无人看得懂那些符号。有人试图与他攀谈，他回答得简短而敷衍，目光总是游移，似乎心思早已飘到了那些编了码的档案深处。久而久之，大家都当他是个无害的“老学究”、“活目录”，除了工作必要，无人再愿意与他多费口舌。这种被孤立的状态，反而成了他最好的保护色。
然而，黛却捕捉到了一些细微的、不协调的瞬间。
一次，她因一份关税数据与另一份货单对不上，低声自语了一句：“这数字有些蹊跷，流向不对……”当时徐文祖正抱着一摞档案从她身后经过，他的脚步似乎有极其短暂的凝滞。虽然背对着他，黛却莫名感到一道极其锐利的目光，在她手边的文件上迅速扫过，随即消失。当她下意识回头时，只看到他若无其事走向架子的背影。
还有一次，临近下班，窗外传来一群鸽子扑棱翅膀飞过的声音。正在锁抽屉的徐文祖，动作明显放缓，他微微侧头，似乎在聆听。那一刻，他紧绷的、仿佛永远处于防御状态的肩线，有了一丝微不可查的松弛。厚厚镜片后的目光，追随着鸽群掠过的轨迹，流露出一种与他平日刻板形象截然不同的、近乎温柔的微光。虽然那神情转瞬即逝，但他重新转过身时，脸上那层冷漠的面具，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的缝隙。
这些细节，像投入深潭的石子，在黛心中漾开圈圈疑虑。一个对数字流向如此敏感、对鸽子抱有温情的人，真的只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档案机器吗？他那看似笨拙、与世无争的生存姿态，是否隐藏着更深的机锋？《道德经》有言：“大直若屈，大巧若拙。”真正的正直看起来好似随波逐流，真正的灵巧显得笨拙。这个徐文祖，他身上那种过分的专业、刻意的孤僻，是否正是一种“若屈”、“若拙”的伪装？
离开江海关前最后一天，黛去归还卷宗。徐文祖正坐在他的位置上，就着台灯的光，用一支极细的钢笔，在一张便签上记录着什么。黛无意中瞥见那便签上的内容，似乎是一行关于某种矿石的货号、船名和到港日期，格式与他平日处理的报关单副录别无二致。
“徐先生，这几天麻烦您了。”黛出声示意。
徐文祖似乎微微一惊，下意识地将便签翻面盖住，然后才抬起头，推了推眼镜：“分内之事，苏秘书客气了。”他的表情恢复了一贯的平淡，但那一瞬间下意识的遮掩动作，却深深印入了黛的脑海。
当她转身离开档案室时，身后传来徐文祖平静无波的声音，像是在做最后的例行交代：
“苏秘书，档案室的门槛略高，出入当心。”
黛的脚步微微一顿。这话听起来是普通的提醒，但在那一刻，结合她几日来的观察，却仿佛别有深意。是在提醒她注意脚下实际的门槛，还是在隐喻这条探寻秘密之路的险阻？
她没有回头，只是应了一声：“多谢提醒。”
走出海关大楼，秋日的阳光有些刺眼。她回头望了望那扇吞噬了徐文祖和无数秘密的拱形大门，心中已隐隐明白，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档案管理员，绝非表面那么简单。他就像一座深海下的冰山，显露在水面的，仅仅是其庞大体积的十分之一。
而今，时隔数年，当“信鸽”失踪，当她在虹口那栋阴森小楼里，透过门缝看到他伏案的身影和那本《牡丹亭》时，当年档案室里那个刻板、孤僻、却又处处透着矛盾的身影，与眼前陷入绝境的同志完全重叠。
原来，初见时那看似随意的矿石记录、那下意识的遮掩、那关于“门槛”的提醒，早已是密码的序章。只是当时，她未能完全解读。如今回溯，一切皆有迹可循。那个隐藏在海关档案室浩瀚烟海中的“信鸽”，早已在沉默中，铺就了一条充满风险与牺牲的非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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