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江流域协同发展的制度框架正在艰难探索中逐步搭建，而另一条战线——乡村振兴的实践，也在柳川镇这片刚刚经历创伤的土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灾后重建的“柳川速度”和“柳川标准”一度成为省市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一曲“众志成城、凤凰涅盘”的壮歌。高标准规划的安置小区拔地而起，配套设施齐全，道路宽阔整洁，俨然一个现代化的小城镇雏形。省委主要领导视察时，也给予了高度肯定。
然而，市委书记江辰的目光，并未停留在表面的光鲜和赞誉之上。他深知，灾后重建不仅是盖新房、修新路，更是重构社会关系、重塑产业形态、重启生活希望的复杂系统工程，是观察和探索乡村振兴深层规律的绝佳窗口，也必然面临更深层次的挑战。
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江辰没有通知县镇领导，只带着秘书和司机，再次悄然来到了柳川镇。他没有去崭新的镇政府办公大楼，而是径直走进了灾后集中安置区——永兴社区。
社区外观确实令人振奋，与过去散乱、破旧的村落景象有着天壤之别。但走进社区内部，与几位在凉亭下闲聊的老人攀谈起来，江辰很快感受到了一种与崭新环境并不完全协调的微妙情绪。
“新房子是好，亮堂、干净，上厕所也方便了。”一位七十多岁的陈老汉吧嗒着旱烟，语气中有满足，也有一丝失落，“就是……不像个‘家’啊。以前院子里能种点蔬菜，养几只鸡，现在这水泥地，啥也弄不了。串个门也不比从前，门一关，谁也不知道谁在家。”
旁边一位大妈接过话头：“是啊，江书记（他们通过电视认出了江辰），上楼下楼腿脚不方便。关键是没个营生啊！以前好歹房前屋后有点活计，现在整天闲着，心里发慌。年轻人还好，出去打工了，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像住进了鸽子笼。”
在社区党支部办公室，兼任社区党支部书记的原黑崖口村支书老刘，向江辰倒起了苦水：“江书记，不瞒您说，硬件是上去了，软件跟不上啊！物业费收缴难，很多老人不理解，觉得住自己房子为啥还要交钱；公共设施维护成本高；最重要的是，人住进来了，心还散着。原来的村民小组打散了，新的社区治理体系还没完全转顺，组织个活动都难。大家没了土地，光靠那点补偿款和养老金，长远不是办法啊。”
随后，江辰又走访了为安置区配套引进的一家箱包加工“帮扶车间”。车间里，几十名女工正在流水线上忙碌。负责人却坦言：“招工难！年轻人宁愿出去挣三四千，也不愿在家门口拿两千。留下的多是四十岁以上的大姐，要照顾家里老人和孩子，时间不固定，培训成本高，效率上不去，订单不稳定，企业也难啊。”
傍晚，江辰与柳川镇新任党委书记王哲（破格提拔后已上任）一起吃饭。王哲汇报了重建工作的巨大进展，也坦诚现在面临的一些困惑：“江书记，柳川重建，我们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标准很高，也确实改善了群众的居住条件。但这个模式，复制推广的难度极大。光是征地拆迁和安置房建设成本，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全靠财政投入和特殊党费、社会捐赠，不可持续。其他乡镇学不了，也学不起啊。”
他进一步分析：“更重要的是，我们似乎过于注重‘物理空间’的重建和集中，对‘社会重建’和‘产业重塑’的复杂性预估不足。‘洗脚上楼’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农民‘稳得住、能致富’，融入新生活，找到新归属，形成新秩序，是更艰巨的任务。现在看，产业支撑明显薄弱，社会融合刚刚起步，治理转型还在摸索。这个‘样板’，好看，但不好学，甚至我们自己都还在摸索下一步该怎么走。”
王哲的话，深深触动了江辰。他意识到，柳川镇的实践，其价值不仅在于它建成了什么，更在于它暴露了乡村振兴进程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高成本重建的不可复制性、物理空间变迁与社会关系重塑的不同步、产业就业支撑的脆弱性、治理体系转型的滞后性、以及农民身份转换过程中的适应困境。
“乡村振兴，绝不是简单的村庄整治和农民集中居住。”江辰对王哲说，更像是在梳理自己的思路，“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柳川的经历告诉我们，‘安居’只是底线，‘乐业’才是核心，‘同心’才是关键。 我们不能满足于盖了好房子，更要思考如何培育好产业、塑造好环境、健全好治理、传承好文化，让乡村真正成为有活力、有吸引力、有凝聚力的美好家园。这个课题，柳川先遇到了，全市其他乡村迟早也会面对。”
这次不打招呼的调研，像一瓢冷水，让沉浸在重建成绩喜悦中的江辰和王哲都清醒过来。柳川的样板，既展示了现代化带来的巨大改善，也深刻揭示了其内在的张力和困惑。它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乡村振兴之路的漫长与复杂。带着这些沉重的思考，江辰离开了柳川，他知道，接下来的乡村振兴工作，必须从“塑形”转向“铸魂”，从“示范”走向“普惠”，而这无疑是一场更为艰难的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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