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期评估报告的修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另一项同样重要且敏感的议题，又摆上了江辰的案头——关于“跨渤海湾通道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核准审批。这是一个酝酿多年、投资巨大、影响深远的超级工程，旨在用隧道或桥梁方式连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彻底改变环渤海地区的交通格局。
项目由沿线地方政府和几家大型央企联合上报，前期研究论证已持续十余年，支持者众，期望值高。报告厚达数尺，论证充分，数据详实，描绘了工程建成后对区域经济发展、东北振兴、社会融合的巨大促进作用。相关省市的主要领导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希望项目尽快获批建设的迫切心情。
然而，越是这样备受瞩目的“明星项目”，江辰越是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和审慎。“重大工程决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一念之差，可能遗祸无穷；一着不慎，可能满盘皆输。必须慎之又慎，科学民主决策。” 他立即指示投资司、基础产业司、环资司等相关部门，组织涵盖工程技术、宏观经济、生态环境、地质地震、投融资、社会风险等领域的顶级专家，成立高规格的论证委员会，进行最后一次，也是最严格的一次综合评审。
评审会在一间保密措施严格的会议室举行，气氛凝重。专家们显然都做了充分准备。支持方的专家慷慨陈词，从缩短交通运输距离、降低物流成本、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角度，阐述了工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为其战略价值巨大，应尽早启动。
但质疑的声音同样尖锐且专业。一位资深工程院院士指出，渤海湾地质构造复杂，地震活跃，修建如此长距离的跨海通道，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和运营安全风险，现有技术是否完全成熟、可靠，需要更严格的验证。一位着名生态学家担忧，工程将对渤海湾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鸟类迁徙路线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环评报告对某些极端情况下的生态灾难预估不足。一位宏观经济学者则对项目的巨额投资（初步估算逾万亿）带来的财政压力、债务风险表示忧虑，质疑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此庞大的政府主导型投资是否是最优选择，投资效益能否覆盖成本。还有社会学家提到，大规模移民安置、沿岸社区变迁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性风险，需要更周全的预案。
争论非常激烈，各方观点针锋相对。江辰作为主持人，始终冷静地倾听，不打断、不偏袒，只是偶尔发问，引导讨论走向深入。他特别关注那些提出风险预警的专家意见，要求记录人员详细记录，并请专家提供更具体的支撑材料。
会后，江辰没有立即表态。他需要时间消化吸收这些海量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他调阅了国内外类似大型跨海工程的建设案例、成败得失，特别是其在技术风险、成本控制、环境影响等方面的教训。他还让办公厅整理了近年来中央关于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有效性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没道理。今天的决策，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人民的评判。” 夜深人静，江辰独自在办公室，对着巨大的区域地图和厚厚的评审材料，陷入沉思。工程的战略意义毋庸置疑，但专家们指出的风险也绝非危言耸听。特别是生态风险和债务风险，是必须坚守的底线。能否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守护好碧海蓝天？能否确保巨额投资不形成新的系统性风险？
几天后，江辰再次召集相关司局负责人和专家代表开会。他没有简单地进行“投票表决”，而是综合各方意见，提出了一个清晰的决策思路：
“第一，原则支持。跨渤海湾通道对国家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前期研究论证取得了积极进展，方向是正确的。”
“第二，问题导向。当前，项目在关键技术（如长隧道通风防灾、抗震标准）、生态环境（特别是对海洋牧场、珍稀物种的影响）、投融资（模式创新、风险分担）、社会影响（征迁安置）等方面，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和风险点。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科学、可靠、经济的解决方案之前，项目不具备核准条件。”
“第三，底线思维。必须坚决守住生态环境不受毁灭性破坏的底线，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债务风险的底线，坚决守住工程质量和运营安全的底线。“安全底线是‘1’，其他都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毫无意义。””
“第四，优化前行。建议暂不予核准现有方案。请项目单位会同国内顶尖科研机构和专家，针对识别出的风险，开展为期一到三年的‘深化研究攻关’，重点突破关键技术、优化线位走向、创新投融资模式、完善生态补偿和社会风险防范预案。届时再根据攻关成果，重新进行评估决策。”
这个意见，既没有因风险而“一棒子打死”，否定了项目的战略价值和发展需求；也没有因呼声高而“放水过关”，体现了对重大决策的极度审慎和科学精神。它将压力传递给了项目方和地方，促使他们必须正视并解决核心问题，而不是绕过问题。
消息传出，支持项目的地方和企业感到失望，但也理解中央部门的审慎；而持谨慎态度的专家和环保人士，则对发改委坚守底线、科学决策的态度表示赞赏。一场可能引发巨大争议的决策，在江辰的主导下，暂时划上了一个理性、稳妥的逗号。
江辰知道，这个决定可能会招致一些不解甚至非议。但他坚信，“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更要有‘功力必不唐捐’的执着。对历史负责，就不能怕担一时之责；对人民负责，就必须经得起各方评说。” 确保重大工程决策的科学性，避免颠覆性错误，这才是对国家、对人民最大的负责。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容不得半点侥幸和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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