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龙江工坊的蒸汽机车与格物院深处的电火吸引着大部分目光时,另一场看似抽象、实则关乎所有技术工程命脉的变革,正在议会财政委员会与户部衙门的算盘与账册间悄然推进。这便是由顾炎成等人极力倡导的“新式会计法”与“统计审计”制度的推行,其核心,是试图将大明庞大而混沌的财政与经济运行,纳入更清晰、更可量化的管理体系。
事起于户部一次常规的漕粮审计。顾炎成派出的年轻干事,运用了基于林川传授原理改良的“复式记账法”与抽样核查手段,竟从一笔看似平账的旧账中,揪出了江宁府粮库一名书吏持续数年、手法隐蔽的贪墨行为,涉及粮米数千石。此事虽小,却如同在浑浊的池塘里投下明矾,让顾炎成等人更加坚定了推行新法的决心。
然而,这套强调“借贷平衡”、“科目明晰”、“账实核对”的新式会计法,以及试图建立人口、土地、物产等基础数据档案的“统计审计”,甫一在户部及部分试行衙门推广,便遭遇了远比技术革新更为顽固和普遍的阻力——来自庞大胥吏阶层本能而激烈的抵制。
户部浙江清吏司一位姓钱的老司务,便是其中典型。他在这位置上坐了二十多年,一手“账房绝活”炉火纯青,能用手底下的算盘将各类款项打得模糊不清又表面平衡,上下其手间,为自己和上司捞足了油水。如今,上面强令推行这劳什子“复式记账”,要求每笔款项来龙去脉清晰可查,还要建立什么“物料台账”、“固定资产簿”,这无异于将他吃饭的本事和财路一刀斩断。
“简直是胡闹!”钱司务在值房里对着几个徒子徒孙抱怨,脸上满是鄙夷,“记账就是记账,祖宗传下来的‘四柱清册’法用了多少年?清楚明白!现在搞什么‘借’啊‘贷’啊,故弄玄虚!还要把衙门里多少张桌子、多少条板凳都登记造册?闲得慌吗?咱们户部是管天下钱粮的,不是给桌椅板凳当管家的!”
他的抱怨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胥吏的心声。新法不仅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更挑战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能权威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于是,消极应对便成了普遍手段。上交的报表格式错误百出,数据故意拖延或缺漏,对派去指导的议会干事阳奉阴违,甚至暗中串联,制造障碍。
都察院李守俊再次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他指使手下御史,上了一道弹章,这次将矛头对准了议会“越权干涉部务”:
“陛下!户部乃至六部运作,自有其章程法度,胥吏虽微,亦是朝廷运转之基石。今议会某些人,不谙部院实务,妄推什么‘新式会计’,标新立异,扰乱部衙常例,致使胥吏无所适从,公务迟滞!此非革新,实乃添乱!长此以往,恐致政令不通,钱粮混乱!臣请陛下明察,制止议会此等越俎代庖之行,各部事务,仍归各部自理!”
这道奏章,巧妙地将胥吏的抵制包装成了对“行政秩序”的维护,将技术层面的争议上升到了权力争斗的高度。
议会内部,支持新法的议员与保守派再次激烈交锋。支持者以江宁粮库贪墨案为例,力陈新法对于堵塞漏洞、澄清吏治的至关重要性;反对者则与李守俊呼应,强调尊重部院自主权,指责新法“不切实际”、“徒增烦扰”。
就连户部内部的高官,态度也颇为暧昧。他们中不少人也依赖于胥吏体系的“默契”运作,新法虽好,却意味着要将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许多“灰色地带”暴露在阳光之下,这让他们感到不安。对于推行新法,他们多是口头支持,实际推动却缺乏力度。
面对胥吏阶层的集体软抵抗和朝堂上的攻讦,顾炎成深感压力。他知道,这并非简单的技术推广,而是对根深蒂固的官僚习气与利益格局的挑战。他调整策略,不再追求全面铺开,而是选择在漕运、海关等几个涉及巨额资金往来、腐败高发的部门进行重点突破,同时请求格物院派遣精通数算的学士,协助培训一批愿意接受新法的年轻书吏,试图从内部培养新的力量。
王贞仪接到请求,立刻从格物院抽调了几名在“实学研习所”表现优异的算学尖子,由她亲自带队,前往户部协助建立标准的账目格式和核算流程。她深知,没有准确的数据支撑,任何宏伟的科技蓝图和工程计划都可能建立在流沙之上。这些年轻的算学生,带着格物院特有的严谨与条理,开始与户部那些老于世故的胥吏们,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较量。
而在紫金山下,林川看着徐承烈送来的关于胥吏抵制新会计法的报告,目光深邃。他提笔在之前关于制度建设的思考中,加上了重重的一笔:“胥吏之弊,根在制度模糊与监督缺失。新式会计与统计,非仅理财之技,实乃透明行政之基,量化管理之始。此关不过,一切精准规划皆为空谈。”
他意识到,科技复兴离不开管理科学的同步复兴。这看似枯燥的算学与账目,其重量,丝毫不逊于蒸汽机的活塞与铁轨的钢钉。它们共同构成新时代文明向前滚动的双轮,缺一不可。这场发生在账房与表格间的静默战争,其胜负,将直接决定大明这艘巨轮,能否真正驶向精准与高效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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