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织机带来的效率提升尚未完全显现,其潜藏的风险却在“锦绣坊”集中爆发了。那名曾在工场改造初期就险些受伤的年轻女工翠娘,在一次夜班赶工中,因极度疲惫,操作新式飞梭织机时反应稍慢,右手手掌被高速往复的飞梭狠狠击中,当场血肉模糊,指骨碎裂。
工场内顿时一片大乱。凄厉的惨叫、飞溅的鲜血、以及那台依旧冷漠高速运转的织机,构成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工头慌忙叫人抬着昏死过去的翠娘去寻医,而整个工场的女工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脸上写满了兔死狐悲的恐惧与愤怒。老赵嬷嬷看着地上那滩血迹,浑身发抖,喃喃道:“造孽啊……这就是那新织机……吃人的织机……”
钱有财闻讯赶来,看到现场和昏迷的翠娘,脸色也是变了变,但随即涌上心头的更多是烦躁。他吩咐账房:“拿五两银子,不,十两!给她家里送去,让她好好养伤。告诉她,这是东家仁厚,换了别家,谁管她死活!”在他看来,这已是天大的恩赐,工匠做工受伤,东家给予些许抚恤,不过是惯例,甚至是恩典。
然而,事情并未如钱有财所愿平息。翠娘家境贫寒,是家中主要劳力之一,重伤不仅意味着失去了收入,巨额的医药费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那十两银子,如同杯水车薪。翠娘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染坊杂工,在求助无门后,被老赵嬷嬷和其他几个义愤的织工怂恿着,一纸诉状,将“锦绣坊”东家钱有财告上了应天府衙。诉状不仅要求钱有财承担翠娘的全部医药费和后续生活费,更直指其“强令工匠操作险器,防护不力,致人重伤”,要求严惩。
一石再起千层浪!这已不再是简单的意外,而是大明或许第一桩明确将“工伤”责任与“新式机器”、“东家义务”直接挂钩的诉讼案件。
消息传出,南京城再次哗然。支持织工的人们奔走相告,将此事视为对抗商人盘剥、争取工匠权益的标志性事件;而商贾阶层则普遍感到唇亡齿寒,认为此例一开,日后工场经营将成本大增,动辄得咎。
都察院李守俊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立刻上奏,这次将矛头同时指向了商人的“无良”和格物院“新器”的“隐患”:
“陛下!江宁织工翠娘之惨剧,闻者无不心惊!此皆因不良商贾,为逐暴利,罔顾工匠性命,强推未善之器;亦因格物院所出之新式织机,设计本就存有疏漏,防护不足,乃致祸之源!臣请陛下下旨,严惩涉事商贾,以儆效尤;并责令格物院,全面核查所有已流出之新式机具,消除隐患,方可再用!否则,此类惨案必将层出不穷,国无宁日!”
他的奏章,巧妙地将工匠的悲惨遭遇与对新技术、新商人的批判捆绑在一起,极具杀伤力。
议会内部,刚刚还在为《工场管理暂行条例》细节争吵的议员们,立刻被这起突发的诉讼吸引了全部注意力。民政委员会的议员们意识到,这起案件恰好为推行包含工伤保障条款的条例提供了最鲜活、最紧迫的案例。他们紧急开会,讨论是否要以议会名义,向应天府衙递交意见书,阐明立场。
顾炎成等人则从中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他私下对同僚道:“此事绝非个案!新器之用,必伴风险。若无明确之法度界定东主与工匠之权责,规定伤害抚恤之标准,则今日有翠娘,明日便有张娘、李娘!非但织机,那蒸汽机车、日后其他新式机器,若出事故,又当如何?此乃立法之急务!”
压力也再次传导到格物院。王贞仪心情沉重,她亲自去探视了翠娘,看着那缠满绷带、可能终身残疾的手,久久无言。回到格物院,她立刻召集相关学士,一方面再次审视新织机的设计,加速安全防护挡板和紧急制动装置的最终定型与推广方案;另一方面,她开始系统整理各国(主要依据林川提供的有限信息)关于工场安全与劳工保障的零星记载与思想,准备为议会立法提供技术支持与学理参考。
钱有财则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与愤怒之中。他觉得自己冤枉透顶:“我花了那么多钱改造工场,还不是为了大家多挣钱?她自己不小心,倒要来告我?还要我养她一辈子?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他一边忙着打点官府,聘请讼师,一边通过商会向议会施压,声称若此案工匠胜诉,将沉重打击商人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
应天府衙的主审官感到左右为难。此案并无明确律法条文可循,按旧例,东家给予些许抚恤便算仁至义尽。但如今舆论汹汹,议会关注,都察院盯着,一方是惨遭重创的贫苦织工,一方是颇有财势的工场东主,如何判决,关乎风向。
就在这纷乱之中,翠娘躺在病榻上,时而因剧痛而呻吟,时而因对未来的绝望而默默流泪。她那只可能残疾的手,仿佛一个沉重的问号,叩问着这个正在经历科技阵痛的时代:进步的成本,究竟应由谁来承担?
林川在别院,静静关注着事态发展。他在那份不断丰富的规划草案上,在“工场管理条例”旁,用力写下了“工伤认定标准与抚恤基金”几个字。他知道,翠娘的鲜血,或许将为大明的劳动者,淌出一条通往基本保障的血路。这代价惨重,却可能是科技文明走向成熟所必须支付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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