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的提议在议会的惊涛骇浪中艰难前行，反对声浪如同铜墙铁壁。然而，转机往往孕育在绝境之中。一场因传统钱庄周转不灵而引发的区域性商贸危机，为僵持不下的局面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破局契机。
江宁府数家经营丝绸和瓷器外销的中小商号，因主要往来钱庄“永昌票号”突然收紧银根、大幅提高汇兑费用而陷入困境。货款无法及时结算，原料采购无钱支付，眼看船期将至，违约在即，几家商号的东家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们联合起来向南京府衙和议会请愿，控诉钱庄“恃强凌弱，盘剥商民”，恳请朝廷干预。
此事恰好为正在推动金融改革的顾炎成等人提供了绝佳的实证。他立刻在议会发起紧急动议，将商号请愿书与《大明通商银行扩展职能疏》并案讨论。
“诸公请看！”顾炎成手持请愿书，声音沉痛而有力，“若非私号唯利是图，不顾商民死活，焉有此等祸事？现今商路受阻，税源受损，岂非动摇国本？我大明通商银行，若能有更灵活之权，在此危急之时施以援手，既可解商号燃眉之急，稳固市廛，亦可收取合理息差，充盈国帑，更可借此树立官银信誉！此乃一举三得之举，何乐而不为？”
反对者试图辩解，称此乃个别钱庄行为，不能因噎废食。但郑森随即出示了更多来自福建、广东海商的类似遭遇证据，表明这绝非孤例。王贞仪也让人核算了若通商银行能提供稳定、低息的短期周转贷款，对江宁府乃至整个江南商贸的潜在促进作用。
现实的危机与确凿的数据，比任何空泛的争论都更具说服力。一些原本持中立或摇摆态度的议员，在考虑到地方稳定和税收利益后，态度开始转变。就连内阁中几位务实的大臣，也认为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小范围试点或可接受。
都察院李守俊仍在负隅顽抗，斥责这是“与民争利之渐”，但声势已大不如前。皇帝朱由校在权衡利弊后，最终采取了折中之策，未批准全面扩展通商银行职能，但默许了其针对“江宁丝绸瓷器商号危机”一事，进行“特事特办”，由议会、户部、通商银行联合成立一个临时协调小组，评估商号资质，由通商银行提供一笔额度有限、利息低于市价的“特别周转贷”，以解燃眉之急，并要求严格监管款项用途。
这是一个极其有限的开口，却意义非凡。它标志着官方力量，首次以提供生产性金融服务的方式，直接介入到微观经济活动中。
旨意下达，通商银行立刻行动起来。在议会审计人员和户部官员的监督下，他们快速审核了那几家商号的账目和抵押物，在三天内完成了首批贷款的发放。拿到救命钱的商号东家们感激涕零，连夜组织生产发货。
与此同时，王贞仪与顾炎成抓住这个“特事特办”形成的先例，极力推动将其范围稍稍扩大。他们反复游说，最终使得议会勉强同意，将正在建设中的“青霉素工坊”和承担关键部件生产的“龙江工坊”部分车间，也纳入此次“特别周转贷”的试点范围，允许它们以未来预期收益或部分设备作为抵押，申请用于采购紧缺原料和支付工匠薪俸的贷款。
当第一笔来自通商银行的官贷资金，经由严格审核后，注入几乎因款项拖延而停摆的青霉素工坊采购账户时，李仲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沈括实验室所需的那批白黏土，也得以顺利下单。虽然金额不大，监管极严，但这股“活水”的到来，无疑缓解了格物院的燃眉之急，让几个关键项目得以继续运转。
“血脉”总算初步疏通了一丝。尽管流程繁琐，额度有限，且充满了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但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证明，在国家信用的背书下，建立一条区别于传统高利贷、服务于实体生产和紧要项目的资金通道，是可行的。
消息传出，南京城内的反应复杂。中小商贾看到了摆脱私人钱庄盘剥的一线希望；而各大钱庄票号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开始私下串联，商议对策。都察院李守俊更是阴沉着脸，吩咐手下：“仔细盯着通商银行的一举一动，尤其是给格物院的贷款，但凡有一丝不合规之处，立刻报来！”
王贞仪深知，这初步的胜利远非终点。通商银行的试点如同在坚冰上凿开的一道细缝，看似引入了活水，但也让自身暴露在更严密的监视之下。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必须如履薄冰，确保这笔“官贷”真正用在刀刃上，并产生看得见的效益。唯有如此，才能抵挡住即将到来的、更猛烈的反扑，并将这细缝逐渐拓宽，最终成为滋养大明科技与实业发展的滔滔江河。
金融的血脉，已悄然搏动了第一次。它能否持续、有力地跳动下去，支撑起一个崭新时代的宏伟大厦，考验仍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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