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不能永远像无根的浮萍般在山林间漂泊。镜泊湖的鲜血和“坐山雕”的教训，让杨帆和陈明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拥有相对稳固的、能与群众结合的秘密基点，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情报来源。在不断的转移和侦察中，几个位置偏僻、群众基础较好、且不易被日军大部队展开的村落，被选定为初步经营的目标。其中，最深山处的“三家窝棚”成了第一个试验田。
三家窝棚，名副其实，只有稀稀拉拉七八户人家，窝在一条山坳里，贫瘠的土地勉强糊口，几乎被外界遗忘。联军一支小分队初次抵达时，村民们如同受惊的兔子，纷纷关门闭户，只从门缝里用警惕而麻木的眼神打量着这些扛枪的外来人。
转机发生在一个傍晚。一队五六人的伪警察，歪戴着帽子，骂骂咧咧地闯进村子，以“征收特别捐”为名，挨家挨户搜刮最后一点过冬的粮食和为数不多的家禽。村民敢怒不敢言。伪警察小队长踹开张老耿家的破木门，见他家炕上躺着一个发高烧、满脸通红的孩子，嫌恶地皱了皱眉，却仍逼着张老耿交钱。
“老总……实在……实在没了啊，娃都病成这样了……”张老耿佝偻着腰，苦苦哀求。
“没钱？把这小崽子抵了也行啊！”伪警察小队长狞笑着，伸手就去抓那孩子。
就在这时，驻扎在村外山林的联军小分队听到动静赶了过来。带队的排长见状，二话不说，上前一把攥住了伪警察小队长的腕子。
“干什么？你们是哪部分的？敢管皇军的事？”伪警察小队长色厉内荏地叫嚣。
“打的就是你们这些狗腿子！”排长一声怒喝，战士们一拥而上，几下就将这几个平日里作威作福的伪警察缴了械，捆成了粽子。
村民们惊呆了，看着这群陌生的士兵将他们恨之入骨的伪警察打倒，却并不骚扰他们一分一毫。卫生员上前检查了张老耿孩子的病情，是肺炎前兆，立刻拿出支队仅存的一点磺胺粉，给孩子服下，又用物理方法降温。
张老耿这个沉默寡言的老汉，看着孩子呼吸逐渐平稳，睡得安稳了些，浑浊的老眼里滚下泪来。他“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就要磕头，被排长死死拉住。
“老哥，使不得！咱们是抗日队伍，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打鬼子、除汉奸、帮乡亲，是本分！”
这件事，像一块石头投入死水，在三家窝棚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联军小分队顺势留在村里，帮村民修缮被风雪损坏的房顶，打扫院落，却绝不白吃百姓一口粮，用的是自己带的炒面。政治干事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述镜泊湖的战斗。
人心都是肉长的。张老耿第一个站了出来，主动找到带队排长：“长官……俺家地窖深，还有点存粮，你们要是不嫌弃，可以放些东西在那儿……还有，往后有啥要俺们帮忙的，尽管言语！”他成了三家窝棚第一个“堡垒户”。随后，又有两三户胆子大、深受日伪之苦的村民，也悄悄与部队建立了联系。他们负责帮助部队隐藏少量粮食、盐巴，留意陌生人，传递一些简单的消息。
与此同时，另一条更隐秘的“根须”也在尝试向敌占区延伸。王文斌被赋予了一项特殊任务：利用他学生身份的背景和相对“清白”的社会关系，尝试与敌占区内一些尚有爱国心的商人建立联系，用缴获的日伪物资（如罐头、白糖、甚至一些不重要的文件）秘密交换部队急需的药品、电池、无缝钢管等物资。
这是一步险棋。王文斌化装成收购山货的学徒，带着两个精干的保卫科战士作为伙计，潜入了一个日伪控制较严的集镇。通过迂回的关系，他接触到了一个经营西药房的老板。起初，对方十分警惕。王文斌耐心周旋，用民族大义和潜在的商业利益慢慢打动对方。一次交易中，他用几箱缴获的日本白糖和火柴，换回了两小盒珍贵的盘尼西林和几节大号电池。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引起了镇上特务的怀疑。几个便衣围了上来，盘问他们的来历和货物。千钧一发之际，曾在联军帮助下治好孩子病的药房伙计（其亲戚在三家窝棚），机警地站出来打圆场，称王文斌是他的远房表亲，来做点小生意，并暗中塞给特务几张钞票，这才有惊无险地脱身。
这次经历让王文斌后怕不已，也让他更深切地体会到群众掩护的重要性。这条脆弱却至关重要的经济线，在胆识和运气的双重作用下，算是勉强打通了。
杨帆对三家窝棚这类初步基点的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指示陈明和政治部，在这些地方，暂时不进行激烈的土地改革或公开的政权建设，以免过早暴露，招致敌人毁灭性打击。当前的重点是“生根”，是无声的渗透和真诚的帮助，是建立那种超越利益的、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
看着张老耿悄悄将一袋玉米面藏进地窖，听着王文斌汇报那用生命风险换来的药品，杨帆知道，尽管缓慢而艰难，但根须，终于开始在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下，顽强地扎下了。这微弱的星火，或许不足以照亮整个黑夜，却为下一步寻找并建立一个更大、更稳固的“磐石湾”，积累了最初的经验和最宝贵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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