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不能永远像无根的浮萍般在山林间漂泊。镜泊湖的鲜血和“坐山雕”的教训,让杨帆和陈明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拥有相对稳固的、能与群众结合的秘密基点,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情报来源。在不断的转移和侦察中,几个位置偏僻、群众基础较好、且不易被日军大部队展开的村落,被选定为初步经营的目标。其中,最深山处的“三家窝棚”成了第一个试验田。
三家窝棚,名副其实,只有稀稀拉拉七八户人家,窝在一条山坳里,贫瘠的土地勉强糊口,几乎被外界遗忘。联军一支小分队初次抵达时,村民们如同受惊的兔子,纷纷关门闭户,只从门缝里用警惕而麻木的眼神打量着这些扛枪的外来人。
转机发生在一个傍晚。一队五六人的伪警察,歪戴着帽子,骂骂咧咧地闯进村子,以“征收特别捐”为名,挨家挨户搜刮最后一点过冬的粮食和为数不多的家禽。村民敢怒不敢言。伪警察小队长踹开张老耿家的破木门,见他家炕上躺着一个发高烧、满脸通红的孩子,嫌恶地皱了皱眉,却仍逼着张老耿交钱。
“老总……实在……实在没了啊,娃都病成这样了……”张老耿佝偻着腰,苦苦哀求。
“没钱?把这小崽子抵了也行啊!”伪警察小队长狞笑着,伸手就去抓那孩子。
就在这时,驻扎在村外山林的联军小分队听到动静赶了过来。带队的排长见状,二话不说,上前一把攥住了伪警察小队长的腕子。
“干什么?你们是哪部分的?敢管皇军的事?”伪警察小队长色厉内荏地叫嚣。
“打的就是你们这些狗腿子!”排长一声怒喝,战士们一拥而上,几下就将这几个平日里作威作福的伪警察缴了械,捆成了粽子。
村民们惊呆了,看着这群陌生的士兵将他们恨之入骨的伪警察打倒,却并不骚扰他们一分一毫。卫生员上前检查了张老耿孩子的病情,是肺炎前兆,立刻拿出支队仅存的一点磺胺粉,给孩子服下,又用物理方法降温。
张老耿这个沉默寡言的老汉,看着孩子呼吸逐渐平稳,睡得安稳了些,浑浊的老眼里滚下泪来。他“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就要磕头,被排长死死拉住。
“老哥,使不得!咱们是抗日队伍,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打鬼子、除汉奸、帮乡亲,是本分!”
这件事,像一块石头投入死水,在三家窝棚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联军小分队顺势留在村里,帮村民修缮被风雪损坏的房顶,打扫院落,却绝不白吃百姓一口粮,用的是自己带的炒面。政治干事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述镜泊湖的战斗。
人心都是肉长的。张老耿第一个站了出来,主动找到带队排长:“长官……俺家地窖深,还有点存粮,你们要是不嫌弃,可以放些东西在那儿……还有,往后有啥要俺们帮忙的,尽管言语!”他成了三家窝棚第一个“堡垒户”。随后,又有两三户胆子大、深受日伪之苦的村民,也悄悄与部队建立了联系。他们负责帮助部队隐藏少量粮食、盐巴,留意陌生人,传递一些简单的消息。
与此同时,另一条更隐秘的“根须”也在尝试向敌占区延伸。王文斌被赋予了一项特殊任务:利用他学生身份的背景和相对“清白”的社会关系,尝试与敌占区内一些尚有爱国心的商人建立联系,用缴获的日伪物资(如罐头、白糖、甚至一些不重要的文件)秘密交换部队急需的药品、电池、无缝钢管等物资。
这是一步险棋。王文斌化装成收购山货的学徒,带着两个精干的保卫科战士作为伙计,潜入了一个日伪控制较严的集镇。通过迂回的关系,他接触到了一个经营西药房的老板。起初,对方十分警惕。王文斌耐心周旋,用民族大义和潜在的商业利益慢慢打动对方。一次交易中,他用几箱缴获的日本白糖和火柴,换回了两小盒珍贵的盘尼西林和几节大号电池。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引起了镇上特务的怀疑。几个便衣围了上来,盘问他们的来历和货物。千钧一发之际,曾在联军帮助下治好孩子病的药房伙计(其亲戚在三家窝棚),机警地站出来打圆场,称王文斌是他的远房表亲,来做点小生意,并暗中塞给特务几张钞票,这才有惊无险地脱身。
这次经历让王文斌后怕不已,也让他更深切地体会到群众掩护的重要性。这条脆弱却至关重要的经济线,在胆识和运气的双重作用下,算是勉强打通了。
杨帆对三家窝棚这类初步基点的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指示陈明和政治部,在这些地方,暂时不进行激烈的土地改革或公开的政权建设,以免过早暴露,招致敌人毁灭性打击。当前的重点是“生根”,是无声的渗透和真诚的帮助,是建立那种超越利益的、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
看着张老耿悄悄将一袋玉米面藏进地窖,听着王文斌汇报那用生命风险换来的药品,杨帆知道,尽管缓慢而艰难,但根须,终于开始在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下,顽强地扎下了。这微弱的星火,或许不足以照亮整个黑夜,却为下一步寻找并建立一个更大、更稳固的“磐石湾”,积累了最初的经验和最宝贵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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