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七十三人。这个数字仅仅在三天后，就再次无情地缩减。
不是遭遇了敌人，甚至没有一声枪响。吞噬生命的，是这片仿佛亘古冰封、毫无生气的林海雪原，是那无孔不入、能冻结骨髓的严寒。
零下四十度。这个数字写在纸上轻飘飘，落在身上，却是剔骨剜肉的刀。
风不再是风，是无数把冰冷透明的锉刀，贴着地皮刮过来，钻进破棉袄的每一个缝隙，啃噬着早已麻木的皮肤。空气似乎都冻成了淡蓝色的固体，吸进肺里，带着针扎似的刺痛，连呼吸都成了一种奢侈的负担。
队伍在没膝的深雪中挣扎前行，速度慢得令人绝望。每一步，都需要耗尽全身力气，拔出陷入雪坑的腿，再踏出下一步。身后留下的不是足迹，而是一个个需要许久才能被风雪填满的深洞。
寂静是这里的主旋律。除了风嚎，便是脚下积雪被压实时发出的“嘎吱”声，以及战士们粗重得如同破风箱般的喘息。没有人说话，保存体力是活下去的第一要务。
哨兵站在营地外围的制高点上，必须像上了发条的木偶，不停地原地踏步、活动手脚、拍打脸颊。即使这样，眉毛、睫毛和呼出的水汽也瞬间凝结成厚厚的白霜，将眼睑粘合，将帽檐和衣领冻成硬邦邦的冰壳。曾有哨兵太过疲惫，倚着树干想歇一口气，仅仅几分钟，就被冻成了一具僵硬的雕塑，直到换岗时才被发现，脸上的表情还凝固着一丝短暂的放松。
夜晚是比白天更可怕的折磨。不敢生起明显的篝火，只能在背风的雪窝或岩石凹陷处，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挤作一团，扯过所能找到的一切——破毡子、兽皮，甚至是干燥的松针，覆盖在身上。依靠着彼此那点微弱的体温，对抗着漫漫长夜。即便如此，每天清晨，总有人再也无法醒来，在睡梦中被寒冷悄无声息地夺去了生命。
冻伤，比枪伤更普遍，更残忍。起初是针刺般的痛，然后是麻木，最后失去知觉。脚趾、手指、耳朵、鼻尖，这些末梢部位最先遭殃，先是红肿，继而发紫、发黑，最后坏死、脱落。军医——如果那仅存的、草药早已用尽的老郎中还能被称为军医的话——对此毫无办法，只能用雪揉搓，或者，在情况无法挽回时，用缴获的、几乎没有消毒概念的日本手术刀，进行残酷的截肢。没有麻药，惨叫声被咬碎的木棍和厚厚的围巾堵在喉咙里，变成沉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呜咽。
饥饿是另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夹皮沟猎户赠送的粮食早已吃完。战士们开始用刺刀剥取桦树内皮，那玩意嚼起来如同木渣，难以下咽，只能提供一点虚假的饱腹感。偶尔能找到冻僵的野鼠或飞龙（榛鸡），那便是天赐的美味，连皮毛骨头都舍不得丢弃，熬成一点稀薄的汤，每人能分到一口，就是莫大的慰藉。
杨帆的嘴唇裂开了数道血口，一说话就渗出血丝。他将自己的干粮——最后几块硬得像石头的杂粮饼，掰成碎末，分给了几个几乎走不动路的年轻战士。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地吞下，他甚至不敢告诉他们，这是最后的一点存货。
“司令，再这样下去……”陈明的声音虚弱不堪，他原本清癯的脸庞现在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不用鬼子来找，我们自己就……”
杨帆没有说话，只是用力拍了拍陈明的肩膀。他的目光越过茫茫雪原，投向那似乎永无尽头的白色地平线。他知道陈明说的是事实。但他更知道，此刻，任何一点动摇和绝望的情绪，都会像瘟疫一样摧毁这支残存的队伍。
“会有办法的。”他嘶哑地说，更像是在对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
希望，在第四天下午，以一种极其微弱的方式出现了。
王老蔫带着侦察分队，付出了两人失足坠崖的代价，终于在一条封冻的河沟旁，发现了几处被积雪半掩的、动物啃食树皮的痕迹，并顺着痕迹，在一个背风的山坳里，找到了一小片野生的、挂着干瘪果实的稠李子树。
当王老蔫将一小捧黑紫色、冻得像铁弹珠一样的稠李子捧到杨帆面前时，这个铁打的汉子，手都在微微颤抖。
这点苦涩、酸涩，几乎没什么果肉的野果，被小心翼翼地分发了下去。每人只能分到几颗，含在嘴里，用体温慢慢融化那层冰壳，吮吸着那点微乎其微的汁液和糖分。这对于濒临崩溃的身体和意志来说，无异于久旱后的甘霖。
同时，王老蔫还带来了一个更重要的消息：在更远的东南方向，似乎有极其微弱的、可能是人类活动产生的炊烟。
这个消息，像一颗火种，重新点燃了众人眼中几近熄灭的光。
“向东南方向转移！”杨帆立刻下令，没有丝毫犹豫。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他们也必须抓住。
队伍再次启程，脚步似乎比之前坚定了一些。他们像一群雪原上的孤狼，拖着疲惫伤残的躯体，追逐着那缕渺茫的炊烟，追逐着生存下去的最后希望。
雪，依旧在下。风，依旧在嚎。前路，依旧茫茫。
但至少，他们还在移动，还在寻找。
活着，本身就是对敌人，对这片严寒，最倔强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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