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港的繁忙之下，是黑衣主教纳速鲁定更加炽烈的谋划。托雷父子在耶路撒冷的屠杀，如同在他精心编织的商业网络上撕开了一道血口，更将黑衣大食直接推到了与蒙古战争的前线。这已不再是隔岸观火、左右逢源的生意，而是关乎信仰尊严与帝国存亡的“护路圣战”。他必须倾力以赴，但方式，依旧带着他浓重的、以资本和利益为杠杆的风格。
一、 金帛铸兵，三管齐下
首先，他动用了庞大的流动资金，如同撒网般投向整个欧洲的佣兵市场。来自诺曼底的落魄骑士、瑞士山区的长枪兵、巴尔干的轻骑兵、甚至是被伽尔巴新政排挤出日耳曼的旧部族战士，只要价格合适，都被他迅速招募，组成一支成分复杂但装备精良的“国际佣兵团”。他们领取着印有特殊标记的金币，乘坐着纳速鲁定的商船，一队队开赴近东。
其次，他将目光投向了新兴的盟友。一封密信连同着数额惊人的订金，送到了苏格兰卡尔加库斯的手中。信中以“共同扞卫贸易自由，打击草原暴政”为由，提出“租借”一支由苏格兰长弓手和熟悉山地作战的步兵组成的军团，并承诺战后分享耶路撒冷地区的部分商业特权，以及持续采购苏格兰的“特色产品”。刚刚复苏、急需资金和市场的新生政权难以拒绝这样的条件，卡尔加库斯在与林灵素商议后，谨慎地派出了了一支三千人的部队，打着“志愿军”的旗号登船。
最后一管，则更为关键，也更为隐秘。纳速鲁定亲自会见了来自日耳曼尼亚的使者，面对如今已整合高卢-日耳曼力量、讲究实际的伽尔巴，他不再空谈信仰，而是直指利益：“元帅阁下，蒙古的混乱，是日耳曼尼亚西线安宁的最佳保障。一支由您麾下精锐组成的‘志愿旅’，不仅能历练新军，更能确保未来在近东乃至东方的商业通道上，日耳曼尼亚拥有足够的话语权。所有开销，由我承担，此外，战后利益，日耳曼尼亚可占一成。” 伽尔巴权衡再三，既不愿过度刺激罗马，又不想错失良机，最终同意以“个人雇佣，非官方派遣”的形式，提供了一支由维吉尔训练出的、纪律严明的五千人日耳曼军团。
金帛、利益、信仰，三股绳索拧成的力量，通过纳速鲁定的商船队，浩浩荡荡涌向近东，极大地增强了“护路”联军的实力。
二、 地火焚心，天骄困厄
与此同时，在迦南阳光炙烤的土地上，伟大的成吉思汗铁木真，正面临着一种他戎马生涯中从未遭遇过的战争。
他下达了清剿大食游击队的命令，想象着如同过去在广阔草原上围猎狼群一般，用他无坚不摧的铁骑将那些散兵游勇碾碎。然而，他遇到的不是狼群，而是无处不在的“地火”。
蒙古骑兵的集团冲锋，在崎岖的山地和狭窄的谷地威力大减。而那些神出鬼没的游击队，根本不与他正面交锋。他们化整为零，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发起了防不胜防的袭击。
地道战成为了蒙古人的噩梦。村庄之下，往往挖掘着四通八达、设有通风口和隐蔽出口的地道网络。当蒙古军队进入村庄清剿时，往往扑空，而下一秒，冷箭可能从水井、草垛、甚至灶台下方射出。粮草囤积点被不知从何而来的敌人潜入焚毁；落单的巡逻队在夜晚被拖入黑暗，尸骨无存。铁木真派工兵挖掘，却时常触发陷阱，或被引入更加复杂的迷宫，损失惨重。
民心如水，更是难以捕捉。当地的民众，在黑衣大食教士和便衣战士的鼓动下，或主动参与，或被动掩护。他们为游击队提供食物、情报和藏身之所。蒙古人无法分辨谁是平民，谁是战士。严厉的镇压（如托雷在耶路撒冷所做）只会激起更强烈的仇恨和更广泛的反抗，而怀柔政策在血仇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铁木真感觉自己一拳拳打在棉花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打在一片流动的沙海之中，力量被分散、吸收，无处着力。
他的万夫长、千夫长们开始变得焦躁、疲惫。昔日无往不利的野战之王，如今却被困在无形的泥潭里。战马在复杂地形中无用武之地，弓箭找不到明确的目标，军团的力量被无数细小的伤口一点点放血。
铁木真站在行营的高处，望着远处起伏的、看似平静的山峦，那双看惯了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锐利眼眸中，第一次染上了一丝凝重与困惑。他能感觉到，一股炽热而顽强的“地火”，正在他帝国的基石下燃烧，灼烤着他的军队，也灼烤着他那颗习惯于征服和掌控的“天骄”之心。
“这仗……不该这么打。”他喃喃自语，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意识到，仅仅依靠弯刀和铁骑，似乎无法扑灭这来自土地和人民内部的火焰。一种新的、陌生的战争形态，正逼迫着这位草原雄主，去思考超越他过往所有经验的破局之道。而纳速鲁定支援的“圣战”联军，正携带着更精良的武器和更坚定的意志，从正面步步逼近。蒙古帝国，陷入了东西两线、正规与游击双重打击的空前困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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