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吹拂着香港半山腰一家教会医院的白色窗帘。陆震云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完全陌生的亚热带景色，高大的棕榈树和远处湛蓝的海湾，与记忆里上海灰蒙蒙的天空、苏州河污浊的水流截然不同。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快一个月。
那天轮船抵达香港，史密斯先生信守承诺，通过关系将他安排进这所条件很好的医院。医生检查后都摇头，说伤口感染严重，再晚来些时日，后果不堪设想。立刻安排了手术，清创，用药。香港能用的西药比上海多得多，效果也更好。昂贵的盘尼西林每天注射，炎症很快被控制住。
身体在一天天好转。高烧退了，伤口开始愈合，长出粉色的新肉。脸上渐渐有了点血色，护士扶着，也能下地慢慢走几步了。但陆震云心里却像压着一块巨石，沉甸甸的，比伤口更让他喘不过气。
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望向北方。香港的天气温暖明媚，但他总觉得那阳光透着一层隔膜，照不进心里。他脑子里反复浮现的，是离开那天的码头，是上海阴冷的天空，是顾清翰最后那封措辞强硬、却字字滴着血的信。
“先生，该换药了。”护士推着药车进来，用生硬的国语说道。陆震云配合地转过身，露出后背狰狞的伤口。护士动作熟练地拆开纱布，清洗上药。疼痛是清晰的，但比起在上海时那种伴随着绝望的溃烂之痛，这种痛楚里带着生的希望。可这希望，是用清翰的留守换来的。这个念头像针一样，时时刺痛着他。
他能下地活动后，试着通过史密斯先生留下的一些关系，小心翼翼地向上海方向传递消息，但都石沉大海。上海彻底沦陷后，消息隔绝得像铁桶一般。每一次尝试失败，都让他的焦虑加深一分。清翰他们怎么样了？阿成和大壮还好吗？上海的斗争形势恶劣到了什么地步？
这天下午，医生检查后，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陆先生，恢复得比预期好。再观察一周，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出院静养了。”
陆震云道了谢，心里却并无多少喜悦。身体康复了，但前方的路更加迷茫。他走到病房的阳台，扶着栏杆。夕阳将维多利亚港染成一片金黄，船只来往，看似一片繁华安宁。但这安宁不属于他。
他想念上海弄堂里潮湿的气味，想念和兄弟们并肩作战的紧张，更想念那个人沉稳的眼神和偶尔流露的、只对他才有的温和。如今他在这安全的“孤岛”上渐渐痊愈，而清翰却独自留在那片血雨腥风里，承担着本该由他们共同承担的风险。
一股强烈的情绪涌上心头，混合着愧疚、思念和一种近乎绝望的担忧。他死死攥紧冰凉的栏杆，指节发白，目光仿佛要穿透千山万水，望回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
良久，他对着北方沉沉的天际线，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起誓，像是在对远方的顾清翰承诺，也更像是在对自己立下军令状：
“清翰，等我。好好活着……我一定会回去……我一定回来，带你回家。”
海风吹拂着他的病号服，身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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