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初的香港，晨雾常常笼罩着半山。陆震云站在教会医院三楼的窗边，看着乳白色的雾气缓缓流过花园里的棕榈树。他身上的病号服已经换成了普通的棉布衬衫，是史密斯先生托人送来的。后背的伤口愈合得很好，只留下一道深色的疤痕，医生说他恢复得出乎意料。
身体的确一天天强健起来。他能自己走到餐厅吃饭，能沿着医院后面的小径散步半小时而不觉得太累。护士说他脸色红润多了，连一向严肃的主治医生查房时，也会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但陆震云自己知道，有一种“病”远未痊愈。
他睡不着。香港的夜晚安静得让人心慌，没有上海街头隐约的警笛声，没有突然响起的枪声，也没有兄弟们在隔壁压低的交谈声。这种过分的安宁，反而让他神经紧绷。一闭上眼，就是顾清翰最后一次看他的眼神，是码头那个模糊的窗口影子，是上海滩血色的天空。
早餐时，他看着报纸，满篇都是太平洋战局的新闻，偶尔提到内地，也只是模糊的“某地激战”字样。关于上海，几乎没有任何确切消息。这种信息上的隔绝，比身体的伤痛更折磨人。清翰他们怎么样了？新的联络线建立起来了吗？池田的搜捕有没有放松？这些问题像蚂蚁一样啃噬着他的心，让他无法安心享受这得来不易的安宁。
他尝试向护士打听，但她们对远在北方的战事知之甚少。他也问过偶尔来探望的史密斯先生安排的一位华人助理，对方只是客气地表示，内地消息封锁很严，香港本地也风声鹤唳，日军管控日益严格，很难打听到具体细节。
这天下午，他征得医生同意，第一次独自走出医院大门。香港的街道与上海截然不同，带着浓厚的南洋风情，招牌上满是繁体字和英文，行人衣着各异，语言混杂。他沿着陡峭的街道慢慢走，留意着路边的报摊和茶馆。他在一个报摊前停下，买了好几份不同立场的中英文报纸，然后走进一家看起来客人不多的茶餐厅，点了一杯奶茶，假装悠闲地翻看。
报纸上的消息要么过于宏观，要么明显带有宣传色彩。关于上海，只有寥寥数语提到日军强化治安，经济凋敝之类的套话。他竖起耳朵听旁边桌的客人聊天，多是谈论物价、生意或者本地新闻，偶尔有人提起“北边”，也只是摇头叹息，说形势艰难，通信几乎断绝。
他试着用带着上海口音的粤语，状似无意地向茶餐厅的老板打听：“老板，听讲上海那边现在唔系几好，有冇咩新消息啊？”
老板一边擦着杯子，一边叹气：“唉，兵荒马乱，边度有乜嘢好消息喔。寄信都寄唔到啦，系咁咦听人讲，查得好严，日子难过啊。”老板似乎不愿多谈，转身去招呼其他客人了。
陆震云默默地喝完那杯过于甜腻的奶茶，放下零钱，拿起那叠报纸走出了茶餐厅。傍晚的阳光穿过楼宇间的缝隙，照在街上，但他感觉不到多少暖意。
身体虽然逐渐脱离了危险，但心灵的焦灼却在与日俱增。他得到的消息有限且模糊，这反而加深了他的不安。站在香港相对安全的街头，望着北方层叠的山峦，他知道，那片他牵挂的土地和那个人，正身处他无法触及的、更加深重的黑暗之中。
这种无力感，像香港潮湿的晨雾，无声地渗透进来，缠绕不去。他必须找到更有效的途径，哪怕只是确认一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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