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遇吉的坐镇，如同定海神针，暂时稳住了泰和县的局势。
刘文炳等士绅虽心有不甘，但面对那支沉默的精骑，终究不敢再明目张胆地阻挠。
清丈工作，得以在一种压抑而紧张的氛围中，重新启动。
吴永年亲自督阵，将招募来的生员和可靠书手分为数队，由老弓手带领，奔赴各乡。
他选择首先清丈的，并非刘家核心的圩田，而是几处争议较小、或由刘家旁支、小姓持有的田块，意在积累经验，树立样板，同时避免过早刺激刘家核心神经。
然而，即便是在这些“简单”区域，问题也已初露端倪。
一队人马在城东清丈一片属于多姓杂居的坡地。负责核对旧册的书手很快发现了问题。
他拿着弘治年间修订的《鱼鳞图册》副本，与实地丈量的结果反复比对，眉头越皱越紧。
“王头.”
书手找到带队的老弓手，指着图册上一处模糊的印记和旁边小字标注的亩数。
“您看这里，图册上这块‘三角坳’标注是下田十五亩三分，可咱们刚才拉弓量下来，算上旁边那块长满杂树的缓坡，实足有二十二亩还多！这差得也太多了！”
老弓手眯着眼，看了看图册，又望了望那片实际地形，啐了一口：
“这有啥稀奇？这册子还是弘治爷那时候的了，几十年过去，地形有点变化也正常。再说，当年造册的吏员，手脚也未必就干净。”
“可这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书手是个较真的年轻人。
“而且您看，这图上的界至模糊不清，跟旁边李姓人家的田埂都快连成一片了，现在实地看，分明隔着一道小沟。”
另一队则在城南遇到了更棘手的问题。
他们清丈一处登记在刘家某个远房族人名下的水田。根据旧册，这块田是二十亩中田。
但当地一位被请来指认界至的老农，在田埂上徘徊良久，却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带队吏员看出蹊跷，将他拉到一边，低声道：
“老丈，但说无妨，县尊老爷此次清丈，就是要厘清田亩，公平赋税。您若有实情，说出来，或许还能为您家减轻些负担。”
那老农看了看左右，才压低声音道：
“差爷，不是小老儿不说……这块田，明面上是刘五爷的，实际上……唉，是城里刘文炳老爷本家的‘寄庄田’！那刘五爷就是个顶名的！这田哪里止二十亩？您看那边，原本还有三亩多洼地，前几年刘家雇人填平了，也并进来种了稻子，都没上册呢！”
“寄庄田？！”
吏员心头一震。
这是豪强逃避赋税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将田产寄于享有免税或减税特权（如拥有功名）的族人或亲戚名下，实际产权和收益仍归原主。
这些问题，如同冰山一角，随着清丈的深入，不断浮出水面：亩数严重不符，界至混乱模糊，“寄庄田”、“投献田”隐匿其间……弘治年间修订的《鱼鳞图册》早已严重失真，不仅无法作为征税的可靠依据，其本身可能就是在当年胥吏与豪强勾结下形成的糊涂账、甚至是有意制造的假账！
吴永年听着各队汇总回来的情况，心情沉重。
他原本以为清丈只是重新量一下土地，核对旧册，现在看来，远非如此简单。
这几乎是要在一片由谎言、隐匿和几十年的积弊构成的沼泽中，重新绘制一幅真实的疆域图。工作量之大，阻力之深，远超想象。
他将这些初步发现，连同几份问题最突出的田块对比图，再次写成详报。这一次，他不仅送往府衙，更直接呈送户部。
在报告中，他尖锐地指出：
“泰和一隅，鱼鳞册之失实已至于此，则天下州县，可想而知！册籍既不可恃，则赋税何由而公？国课何由而足？”
他知道，这已不仅仅是泰和县的问题，而是触及了帝国财政根基的制度性痼疾。
他的奏报，如同一声警钟，试图敲醒那些仍以为凭借旧册就能管理天下的中枢官员。
而在泰和县内，清丈带来的微妙变化也开始显现。
一些被清查出实际田亩多于册载的小户，在吴永年承诺按新丈量结果、并依据新政给予一定优惠后，原本的抵触情绪化为感激。
而刘家等大户，则开始更加疯狂地销毁、篡改可能遗留的证据，并利用其影响力，向负责清丈的吏员施加各种软硬兼施的压力，试图将水搅浑。
清理田亩的战场，从公开的对抗，转入了更加隐蔽、也更加考验智慧和意志的细节较量之中。
每一块田土的界石之下，可能都埋藏着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和一场关乎利益的血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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