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发放危机像一根导火索，彻底引燃了积压在红星厂内部的巨大焦虑和分歧。厂部迫于压力，也意识到必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破天荒地组织了一次覆盖全厂班组长以上骨干、甚至邀请部分职工代表参加的扩大会议，主题直指核心——红星厂向何处去？
大礼堂里，烟雾缭绕，人头攒动，气氛前所未有的凝重。主持会议的厂长开门见山，声音沉痛：“同志们，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我们红星厂，建厂三十多年，从来没像今天这么难熬过！仓库堆满了，钱袋子空了，工资发不出来了！再不想办法，咱们这几千号人，连同背后的家庭，都得喝西北风！今天把大家请来，就是要集思广益，都说说，咱们该怎么办？！”
话音刚落，台下便如同炸开了锅。
保守派的声音首先响起，带着惯性的依赖和深深的忧虑。
一位资历很老的铸造车间主任率先发言，他情绪激动：“怎么办？我看，还得靠上级！咱们是国营大厂，是国家建设的骨干！现在遇到困难了，国家不能不管！我们应该立刻向上级打报告，详细反映我们的困难，请求增加计划任务，或者给予财政补贴！这才是根本！”
“对！老李说得对！”立刻有人附和，“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按国家计划生产，现在说变就变，让我们自己找饭吃，我们哪会啊？那些乡镇企业，搞的是歪门邪道，压低价格，扰乱市场！我们不能跟着他们学！”
“就是！我们红星厂的优势是技术、是质量！不能自降身价，去跟那些泥腿子企业抢食吃！那是丢了我们国营大厂的脸面！”一位负责质量检验的老工程师扶了扶眼镜，语气带着技术人员的清高和对“计划”的路径依赖。
改革派的声音随即响起，针锋相对，带着被现实逼出的清醒。
一位年轻的销售科副科长猛地站起来，他常年跑市场，感受最深：“等、靠、要？各位老师傅，领导，醒醒吧！我去省里、部里跑了多少趟了？得到的答复都是‘要转变观念，面向市场’、‘要自己想办法’！计划任务只会越来越少，这是大趋势！仓库里那些‘高质量’的产品，人家嫌贵，不买账啊！脸面能当饭吃吗？”
生产科的负责人也沉声道：“我们现在不是想不想变的问题，是不得不变！资金链一断，别说脸面，厂子都没了！我们必须自己想办法活下去！”
“活下去？怎么活？我们除了会做这些机床零件、齿轮箱，还会做什么？让我们转产，谈何容易！”有人提出现实的困难。
中间派和迷茫的声音则充满了不确定性。
“转产……转向哪里呢？总不能我们也去做锄头、铁锹吧？”
“听说南方有些厂，开始做电风扇、洗衣机了，咱们有那技术吗？”
“万一转产失败了，投入打了水漂，那不是死得更快？”
“要不……咱们也学着降价？先把库存清掉，回笼资金再说？”
会场内吵吵嚷嚷，各种观点激烈碰撞，谁也说服不了谁。保守派固守阵地，坚信国营大厂的金字招牌和国家不会不管的信念；改革派力主突围，认为不变就是等死；中间派则左右摇摆，既害怕改变的风险，又无法忍受现状的煎熬。
刘莉坐在靠前的位置，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有急于发言。她听着老工程师对“质量”的执着，听着销售副科长对“市场”的无助，听着各种关于“转产”方向的猜测……她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与自己之前的观察和思考进行整合。
她看到，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变”和“变成什么”上。保守派并非不热爱工厂，而是被旧体制束缚了视野；改革派看到了方向，却缺乏具体可行的路径。而大多数人的迷茫，源于对厂外世界、对市场需求的不了解。
直到争论暂告一段落，会场陷入一种疲惫而僵持的沉默时，刘莉才缓缓站起身。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这位年轻却已屡创奇迹的副厂长身上。
她没有直接反驳任何一方，而是用清晰冷静的声音，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直指核心的问题：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们争论了这么久，有没有人真正走出去，看看现在市场上，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而我们红星厂，我们拥有的这些设备、这些技术工人，除了生产堆在仓库里的这些东西，到底还能生产出什么，是市场需要、并且我们能做得比别人更好的？”
她的话，像一块石头投入纷乱的漩涡，让喧嚣的会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脑海中，都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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