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天色将暗未暗，路灯尚未完全亮起，整个世界仿佛笼罩在一层灰蒙蒙的薄纱里。大刘拖着步子，从那条走了无数遍的、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路拐进小区。他的影子在身后拉得很长，像一道疲惫不堪的、粘连的阴影。大刘又一次出差回来了。
“好累。”
这两个字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不仅是回到家对妻子阿芳说，在单位遇到相熟的同事，递过一根烟，点燃，吐出一口烟雾时，也常常伴随着一声叹息：“唉，好累。”
身体的累是实实在在的。但这只是表面的、可以被言说的累。更深层次的，是一种如同陷入泥沼般的、无从诉说的疲惫，源自他那“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看似风光，实则如履薄冰的生活。
推开家门，一股家常饭菜的味道混合着清洁剂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家”的味道，稳定，却也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老婆阿芳正在厨房里忙碌，抽油烟机的轰鸣声掩盖了他进门的脚步声。
“回来了？”阿芳关了火，探出头来。她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迅速而细致地在他身上扫过。
“嗯，回来了。”大刘应着，把提包放在玄关的柜子上，弯腰换鞋，刻意避开了她的视线。
“今天怎么又这么晚？”阿芳走过来，语气里带着惯常的审慎。她靠近他，动作看似自然地去接他脱下的外套，鼻翼却几不可察地微微翕动。
大刘的心微微一紧。他知道，这是阿芳的“例行检查”。她在检查他身上有没有残留的、不属于这个家的、异性的味道。香水味、洗发水味，或者任何一种暖昧的气息。自从大刘成为了老板娘的专用司机，一起出差，刚开始阿芳还没有意识到了会有那方面的事，心里想，一个二婚保安能和老板娘在一起？直到毫无征兆的频繁出差，女人就是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她开始盯上大刘。
“还能为什么，到隔壁城市拉业务，老板娘亲自去谈。”大刘尽量让语气显得平淡，甚至带着一丝抱怨，“开车，开来开去开得我腰都快断了。”
阿芳没发现什么明显的异常，但眼神里的疑虑并未完全散去。她把外套挂好，转身进了客厅。大刘松了口气，跟着走进去，把自己重重地摔进沙发里，闭上眼睛，真真切切地感到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倦怠。
晚饭在一种略显沉闷的气氛中进行。阿芳问了些厂里的事，大刘谨慎地回答着，避免提及任何与老板娘相关的细节。然而，风暴往往在平静后降临。
夜里，洗漱完毕，躺在那张双人床上。阿芳翻了个身，靠近他，手搭上他的胸膛。
“大刘，”她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有些幽怨，“我们好久没……”
大刘的身体瞬间僵硬了。他知道阿芳的要求是什么。这几乎成了她验证他“忠诚”的另一种方式，一种比检查味道更直接、更让他难以回避的方式。如果他推脱，那便是“心里有鬼”；如果他表现不佳，那更是“在外面耗尽了精力”。
“今天太累了，开了好几百公里，先休息一会儿吧……”他试图挣扎。
“每次都说累，”阿芳的声音冷了下来，“我是你老婆，这是你的义务。”阿芳脱光衣服，不依不饶的压到大刘身上。
义务。这个词像一根针，刺破了他勉力维持的平静。他不再说话，只是机械地、麻木地履行着身为丈夫的“义务”。整个过程，他脑海里一片空白，只觉得身下的床仿佛变成了流沙，要将他吞噬。结束后，阿芳似乎暂时得到了某种安抚，转过身睡了。大刘却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听着身边逐渐均匀的呼吸声，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掏空了的躯壳。
外面的“彩旗”，指的是五金厂里的老板娘。
老板娘四十的年纪，正是女人熟透了的时节，风韵十足。她丈夫，也就是真正的老板，今年初病倒了，五金厂里里外外基本是丽姐在掌管。大刘能干，踏实，模样也周正，又是老乡，春节值班时就被老板娘“看上”了。
起初是工作上安排接触，然后是生活上若有似无的关心，再后来，是那次应酬后，老板娘多喝了几杯……大刘为了自己生存，一切都发生了得顺理成章，又带着点身不由己的暧昧。
对老板娘而言，大刘是她排解寂寞的固定对象，是她在异乡深夜里的慰藉，甚至，带着一点对年轻强壮身体的迷恋和占有。对大刘而言呢？一开始或许是男人的虚荣心作祟，被女老板青睐的隐秘刺激；后来，则慢慢变成了一种难以启齿的“工作内容”，一种夹杂着欲望、压力、甚至是某种程度被迫的复杂关系。再后来就成为大刘想飞黄腾达的机遇。
老板娘对他，倒也大方。看到他确实“辛苦”，不仅给他加了工资，还时常从香港带回来一些昂贵的补品——鹿茸、海马、进口的维生素、包装精美的营养合剂。
“大刘，看你最近瘦了，这个拿回去泡水喝，补补身子。”老板娘把东西塞给他时，眼神里带着一种了然和关切，但那关切背后，是毋庸置疑的索取。
大刘看着那些包装精美的“能量补充剂”，心里五味杂陈。他今年三十有一，正是一个男人身强力壮的年纪。也幸亏是这底子好，不然，他觉得自己早就和厂里乱搞男女关系而“起不来”的老梅一样，彻底垮了。
老梅虽然是一厂之长，老板娘上台后把他权利分割后，老梅在里的拈花惹草的事情，开始在工人中闹得沸沸扬扬，以前不敢说的，现在都说出来了，老梅在厂里抬不起头来。大刘有时会不寒而栗地想，自己会不会就是下一个老梅？
最让他担惊受怕的，是那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手机铃声。那是老婆阿芳给大刘设定的专属铃声。每当那欢快又带着戏谑意味的旋律在身边突兀地响起，大刘的心跳都会漏掉半拍，然后条件反射般地抓起手机，快步走到无人角落，压低声音接听。那铃声像一句恶毒的诅咒，又像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提醒着他这段关系的危险和荒诞。
厂里的同事都不是瞎子。大刘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他眼下的乌青越来越重，脸颊比以前消瘦了些，原本精神焕发的一个人，现在总透着一股被透支了的萎靡。
休息时，几个相熟的工友聚在一起抽烟。有人用胳膊肘捅了捅大刘，挤眉弄眼地笑道：“大刘，行啊，最近可是越来越受重用了。瞧这辛苦劲儿，是不是被‘宠幸’得太过了？”
周围响起一阵心照不宣的哄笑。
大刘心里“咯噔”一下，脸上火辣辣的。他不敢接话，只能尴尬地咧咧嘴，猛吸一口烟，含混地嘟囔一句：“别瞎说，身体杠杠的的。”
他越是回避，那种哄笑声就越是意味深长。他知道，在这些玩笑背后，是同事们或好奇、或鄙夷、或羡慕的猜测。他像一只被放在聚光灯下的猴子，无所遁形。
这天下午，老板娘一个电话打给他，声音带着不容拒绝的慵懒：“大刘，晚上有个应酬，你陪我一起去。穿精神点。”
挂了电话，大刘看着窗外灰扑扑的天空，深吸了一口气。又是一场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的硬仗。他给阿芳发了条短信，言简意赅：“晚上加班，不回去吃饭了。”
阿芳的回信很快，只有一个字：“哦。”但这个“哦”字，在大刘看来，却充满了怀疑和不满。
晚上的饭局是为一个重要客户准备的。老板娘打扮得明艳照人，应对自如。大刘作为陪同，既要挡酒，又要适时地介绍厂里的情况，还要忍受客户那带着审视和些许轻蔑的目光——仿佛在说，你小子，不过是女老板身边的一个“红人”罢了。
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大刘感到胃里翻江倒海，但脸上还得堆着笑。老板娘在桌下，用高跟鞋的鞋尖轻轻碰了碰他的小腿，眼神流转间，传递着只有他们两人才懂的信息。大刘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今晚的“加班”，还远未结束。
果然，送走客户后，老板娘微醺地靠在他身上：“去我那儿，醒醒酒。”
大刘没有办法说不。他叫了代驾，扶着老板娘上车，来到那个他既熟悉又抗拒的高级公寓。
接下来的事情，像一套固定的程序。身体的纠缠，欲望的宣泄，结束后老板娘心满意足地睡去。大刘却毫无睡意，他起身，走到客厅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街道上零星驶过的车辆，尾灯划出一道道红色的光痕。
他点着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想起家里的阿芳，此刻是否已经睡着？还是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等待一个永远不会真心回归的丈夫？他又想起厂里同事那些意味深长的玩笑，想起老梅那佝偻的背影……
一种巨大的虚无和悔恨攫住了他。他得到了什么？一点额外的金钱，一些短暂的刺激，一份虚妄的“青睐”？可他失去的，或许是家庭的安宁，是内心的平静，是做人的踏实感。他感觉自己就像窗外那无根的浮萍，被欲望的流水推着走，不知最终会漂向何方。
“好累……”他对着冰冷的玻璃，无声地吐出这两个字。这一次的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深刻，那是一种灵魂被撕扯、被透支后的空洞和疲惫。
第二天，大刘拖着更加沉重的身躯回到厂里。经过车间时，他看到几个女工在窃窃私语，看到他过来，立刻散开了，但那种异样的眼神，却像针一样扎在他背上。
中午在食堂吃饭，他隐约听到隔壁桌在议论什么“香港带来的好东西”、“身子虚要补”之类的话。他的心猛地一缩，难道……他和老板娘的事，已经传得这么开了吗？
他变得愈发敏感和多疑。手机一响就心惊肉跳，尤其是当《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铃声响起时，他几乎要跳起来。他不敢看阿芳的眼睛，回家的时间尽量准时，甚至主动分担家务，试图弥补内心的亏欠。
阿芳似乎察觉到了他异常的努力，但她的反应不是欣慰，而是更深的怀疑。她检查他衣服的次数更多了，夜里要求“夫妻生活”也更频繁，像是在通过这种方式，确认自己的主权，或者说，确认这个男人还没有完全脱离掌控。
大刘感觉自己被两张网越缠越紧，一张是家庭的责任与猜疑，另一张是婚外关系的欲望与压力。他在这两张网的绞杀下，几乎要窒息。
这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一片迷雾中奔跑，身后是阿芳凄厉的哭喊声，前面是老板娘妖娆招手的身影，而脚下，则是老梅那张枯槁绝望的脸。他拼命跑，却怎么也跑不动，那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铃声在迷雾中反复回荡，越来越大，最终变成震耳欲聋的轰鸣……
他猛地惊醒，浑身冷汗。窗外，天还没亮，一片死寂。他侧过头，看着身边熟睡的阿芳，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笼罩了他。
他意识到，这种“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的日子，看似潇洒，实则是一条正在沉没的破船。他不仅累，更怕。怕东窗事发，怕身败名裂，怕变成第二个老梅。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必须做出选择，否则，等待他的，将是彻底的毁灭。
可是，选择哪一边？如何选择？斩断和老板娘的关系，意味着可能失去工作，甚至遭到报复；继续维持现状，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家庭破裂同样是迟早的事。
清晨，他站在镜子前刮胡子，看着镜中那个眼神晦暗、脸色憔悴的男人，感到一阵陌生。他才三十一岁，却好像已经走完了大半生，疲惫不堪。
手机静静地躺在洗漱台上，像一颗定时炸弹。他不知道下一刻响起的，是阿芳查岗的电话，还是老板娘召唤的铃声。
他拿起刮胡刀，锋利的刀片划过皮肤，带下白色的泡沫和细小的胡茬。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喃喃低语：
“累……真的好累……”
声音消失在空旷的卫生间里，没有回答。只有窗外渐渐亮起的天光，预示着新的一天，以及随之而来的，旧的循环和新的挣扎。而“累”这个字，仿佛已经刻进了他的生命，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宿命。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他一片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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