篝火跳跃，映照着长老脸上深刻的皱纹和谨慎的表情。
“长老，”
为首的密探声音平和，
“我们来自东方，与压迫你们的伊斯坦布尔政权并非一路。我们听说，你们的信仰一直受到歧视，你们的村庄赋税沉重。”
长老沉默着，眼神中充满怀疑。
密探继续道：
“我们的大将军有令，凡愿与我大明友善相处之部落、村落，可视情况减免部分过境税赋，并允许你们前往我们控制的叙利亚北部市场，公平交易你们的物产。我们尊重所有向善的信仰。”
没有强迫，没有威胁，只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尊重”的姿态。这对于长期被边缘化的少数派别而言，如同在干涸的土地上滴下的甘霖。
虽然他们不会立刻背叛奥斯曼，但一颗怀疑和寻求新出路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
锡瓦斯附近的库尔德部落营地，类似的场景也在库尔德部落中上演。大明的密探向部落首领暗示：
“强大的部落应当有自己的草场和尊严，而非永远屈从于苏丹的税吏和兵役。大明无意夺取你们的土地，只希望商路畅通。如果某些……忠于科尼亚的部落，对你们构成了威胁，或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比如，一些更精良的武器，当然，是用来保卫你们自己的。”
分化、拉拢、制造矛盾。大明并不需要亲自出手，只需在这些本就存在的裂痕上，轻轻撬动杠杆。
行辕内，杨海龙听完魏渊的全盘策略，倒吸一口凉气：
“大将军，此三策……环环相扣，看似无形，却如温水煮蛙，比刀剑更为致命啊！只是，这需要时间，也需要大量精通夷务的人才。”
魏渊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渐沉的夕阳，缓缓道：
“时间，我们有的是。帝国新得之地，也需要时间消化稳固。至于人才……通译馆要扩大规模，不仅要教我们的人学他们的语言、经典，也要鼓励、吸纳那些愿意归化的本地精英，许以官职、财富。我们要让安纳托利亚人明白，顺从大明的秩序，远比抱着奥斯曼的残梦更有前途。”
他顿了顿，声音带着一丝冷酷的决断：
“军事征服，只是打破了旧的躯壳。而这卫所、经济、文化三管齐下，是要重塑它的魂魄。二十年，或许更短，我要让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人们，只知道有大明之威，而渐忘苏丹之名。这头病虎，我要拔其利齿，断其爪牙，让它即使心有怨恨，也只能在笼中哀鸣，再无撼动我大明秩序的可能。”
夕阳的余晖将魏渊的身影拉长，投射在巨大的地图上，恰好覆盖了那片代表安纳托利亚的区域。
无形的锁链正在编织，经济的缰绳正在收紧，文化的细流正在渗透。一种比战争更加深刻、更加持久的征服，已然在这片古老的高原上，悄然拉开了序幕。
这平静水面下的暗流，如今被赋予了明确的方向和目的，它将无声无息地，侵蚀掉奥斯曼帝国最后复兴的根基。
埃迪尔内条约的消息，如同投入欧洲池塘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最终演变成了席卷所有宫廷的海啸。
最初，对于世仇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许多基督教王国私下里不乏一丝幸灾乐祸和“上帝终于惩罚了异教徒”的快意。
然而，这种情绪很快就被一种更深沉、更冰冷的恐惧所取代。取代奥斯曼的，是一个来自世界尽头的、更加神秘、更加强大的东方帝国。
亚得里亚海的波光映照着威尼斯元首宫的华丽穹顶。然而，宫殿内的气氛却如同地中海的低压风暴般凝重。
“诸位，我们面对的不是又一个奥斯曼，”
年迈的威尼斯总督弗朗切斯科·莫林站在巨大的地图前，手指颤抖地指着君士坦丁堡的位置，那里现在被标注上了一个陌生的东方字符，
“而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巨兽！他们来自比蒙古更远的东方，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火器和纪律！”
一位身穿深红长袍的元老猛地站起，声音带着压抑的恐慌：
“总督阁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通往亚历山大港、通往黎凡特的商路彻底被扼住了喉咙！香料、丝绸、瓷器……所有东方贸易的命脉，现在都攥在这个……这个‘大明’的手里！我们威尼斯赖以生存的根基动摇了！”
另一位海军将领脸色铁青：
“我们的加莱赛战舰，在他们那种能远程轰塌城墙的重炮面前，恐怕如同玩具！而且，他们现在占据了克里特岛东面的所有战略要冲，我们的舰队在爱琴海还能自由航行吗？”
“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首席元老环视全场，声音斩钉截铁，
“不能等待，不能观望！我提议，立刻组建一个最高级别的使团，携带最珍贵的礼物，前往埃迪尔内，不，是前往君士坦丁堡，去觐见那位东方的大将军！”
“去讨好他们？”
有人质疑。
“不是讨好，是求生！”
首席元老反驳，
“我们需要了解他们，需要试探他们的意图，需要确保我们的商船还能在他们的港口停靠！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争取到贸易许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骄傲救不了威尼斯！”
很快，威尼斯最华丽的官用桨帆船“金色飞狮号”驶出了泻湖，满载着玻璃器皿、圣物箱、意大利绘画以及深藏于心的巨大不安，向着东方那片已被龙旗覆盖的海域驶去。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的宫廷，笼罩在一种复杂的情绪中。
奥斯曼的威胁一直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维也纳上空，如今这把剑似乎被移开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更加深沉、无法看透的东方阴云。
“陛下，”
首相将一份来自前线、匈牙利边境的密报呈上，
“根据特兰西瓦尼亚新教徒和匈牙利流亡者传来的消息，明军的战斗力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们的火炮射程和精度，他们的步兵阵型的坚韧，都……都匪夷所思。”
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曾在三十年代战争中与瑞典人交过手，此刻也面色凝重：
“我们最精锐的胸甲骑兵，能否冲破他们那种如同刺猬般的长枪与火铳混合阵列？我很怀疑。而且，他们似乎有一种能在很远距离上精准射杀军官的火器……这太可怕了。”
斐迪南三世抚摸着皇座上的双头鹰雕像，沉声道：
“他们消化了奥斯曼的欧洲领土，兵锋已至匈牙利门口。我们刚摆脱了奥斯曼的威胁，难道又要面对一个更强大的东方帝国吗？”
“陛下，或许……祸福相依。”
一位精通东方事务的耶稣会士小心翼翼地开口，
“这个大明帝国与我们没有世仇，也没有直接的信仰冲突。他们似乎更注重实际的利益和控制。我们或许可以……尝试接触。”
“接触？”
“是的，派遣使者。表达我们对东方帝国崛起的……‘祝贺’，”耶稣会士斟酌着词句，
“同时，试探他们对匈牙利事务的态度，以及……有无可能联合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比如……法兰西？”
哈布斯堡的习惯性思维，立刻想到了利用新力量平衡旧敌。
“更重要的是，”
首相补充道，
“必须弄清楚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如果他们也像奥斯曼一样视我们为异教徒……”
最终，一支由皇室成员、外交官和耶稣会学者组成的，打着“祝贺与友好通商”旗号的使团，也从维也纳出发，怀着比威尼斯使团更加复杂和戒备的心情，向东行进。
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个“欧洲的盾牌”，此刻正陷入深深的内耗和外部危机感中。
扬二世·卡齐米日国王面对着吵嚷不休的瑟姆（议会），感到无比疲惫。
“诸位安静！”
国王敲打着权杖，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关系到联邦生死存亡的大事！南方的鞑靼人已经向明军臣服，克里米亚易主！我们的东南边境，现在面对的不再是松散游牧部落，而是一个刚刚摧毁了奥斯曼的军事帝国！”
一位大贵族喊道：
“我们的翼骑兵天下无敌！难道要像威尼斯人和奥地利人那样，卑躬屈膝地去讨好这些异教徒吗？”
另一位更务实的议员反驳：
“无敌？看看特兰西瓦尼亚人、瓦拉几亚人的下场！他们现在在为明军作战！我们联邦内部矛盾重重，哥萨克问题、瑞典的威胁……我们还有力量在东南方向开辟一个新战场吗？”
“我们必须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立陶宛大公海特曼（军事统帅）沉声道，
“国王陛下，我建议立刻派遣密使，不是正式使团，是密使！通过乌克兰的哥萨克首领或者摩尔达维亚的渠道，去接触明军将领。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对第聂伯河流域，对我们联邦，有没有兴趣？”
“如果他们有兴趣呢？”
“……那我们就需要准备好谈判，或者……战争。”
海特曼的声音低沉下去，
“但在准备好之前，我们必须隐藏我们的恐惧，表达我们的‘友谊’。至少，不能让他们把我们也列为下一个目标。”
于是，在官方渠道之外，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密使，带着金币和承诺，悄无声息地潜入了风云变幻的巴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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