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莽林海,吞噬了队伍的踪迹,也暂时隔断了日军梳篦般的扫荡。化整为零的抗日火种,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飘散进这片银装素裹的山川沟壑,它们的生存,不再仅仅依靠钢铁般的意志,更依赖于深扎在这片黑土地下的,另一条无形的、却更为坚韧的生命线——那些看似卑微,却怀揣着家国大义的普通百姓。
铁柱带着他的三十多人,沿着一条几乎被积雪掩埋的兽道,艰难地跋涉了三天。饥饿让每个人的眼前都开始发黑,队伍里那个在突围时肺部中弹的年轻战士小顺子,咳嗽得越来越厉害,脸色灰白,仿佛下一秒就会熄灯断气。
“队长……放下我吧……”小顺子气若游丝,每说一个字都带着肺叶拉扯的嘶嘶声。
“放屁!”铁柱低吼,亲手用树枝和藤条加固着担架,“老子答应过司令,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回去!”
就在队伍濒临绝境时,他们遇到了老猎户孙永福。老人是在下套子时发现他们的,他像一尊沉默的雪雕,在树林阴影里观察了他们很久,确认不是伪装的日伪军后,才悄无声息地现身。
孙永福话不多,布满老茧和冻疮的手指了指一个方向,便转身带路。他将铁柱他们引到一处极其隐蔽的山坳,那里有一个他早年挖来存放皮子和过冬物资的地窖入口,上面覆盖着积雪和枯枝,完美地融入了环境。
地窖低矮、阴暗,散发着泥土和兽皮混合的气味,却比外面温暖得多。孙永福默默地将自己储备的几张狍子皮铺在角落,又拿出小半袋冻硬的肉干和一小罐珍贵的动物油脂。
“这里,安全。”他指了指小顺子,“他,不能待上面。鬼子……查得严。”
将重伤员藏匿在自己最重要的物资储藏点,这意味着一旦暴露,不仅是灭顶之灾,更是断了自家过冬的后路。铁柱这个硬汉子,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他抓住孙永福粗糙的手,用力晃了晃,千言万语只化作两个字:“谢了!”
孙永福摇了摇头,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波澜,只是低声说:“打鬼子,都一样。”
与此同时,在另一条山沟里,陈明带领的二十多人小队,幸运地摸到了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聚落。这里几乎与世隔绝,百姓对外面“闹联军”的事情半信半疑。
当他们小心翼翼地在村外现身时,看到的不是欢迎,也不是恐慌,而是一种麻木的、带着审视的沉默。一个抱着孩子的瘦弱女人,看到战士们破烂的衣衫和冻得发紫的脸颊,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忍,随即飞快地抱着孩子躲回了屋里。
陈明下令队伍在村外树林里露宿,不许进村扰民。
傍晚时分,那个抱孩子的女人,和另外一个年纪稍长的大嫂,挎着篮子,踩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树林边。篮子里是几十个还带着体温的玉米面饼子,虽然掺了大量的野菜和麸皮,黑黄相间,却散发着诱人的食物香气。
“长官……家里……就这点能入口的了……”年轻女人有些怯生生地把篮子递过来,不敢看战士们的眼睛,“你们……真是打鬼子的?”
陈明接过篮子,那点微弱的温热却烫得他手心发疼。他郑重地点头:“大嫂,我们是抗日联军,专打鬼子和汉奸,保护咱老百姓的。”
年长些的大嫂叹了口气,低声道:“前几天有伪保长来传话,说谁家藏了‘红胡子’,全家都得枪毙……你们……快吃,吃了快走吧,这地方也不太平。”
战士们默默地分食着这来之不易的饼子,咀嚼得异常缓慢珍惜。一个半大的小战士,吃着吃着,眼泪就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混着饼子一起咽下。这不是委屈,是滚烫的、被理解和支持的感动。
在更广阔的区域内,这样的故事在不断上演。
王老蔫的侦察分队,依靠一个曾被日军烧了房子、杀了儿子的“关系户”樵夫,获得了附近日军据点换防和巡逻路线的最新情报,成功避开了一次合围。
赵大海带着几个技术骨干,在一个曾受过联军医疗队救治的采药人家中,暂时落脚,利用这短暂的安宁,抢修着几支几乎报废的步枪。
甚至有胆大的半大孩子,成了各小队之间的“小交通员”,他们穿着臃肿的破棉袄,揣着鸡毛信,穿梭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山路间,传递着简短的讯息,维系着分散火种之间那根纤细却未断绝的联系。
这些百姓,他们不懂太多大道理,甚至很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但他们认得清谁是祸害,谁在真心保护他们。他们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一个地窖,几个饼子,一句提醒,甚至只是一个沉默的指引,支撑着这支濒临绝境的队伍。
杨帆带着指挥部在密林中不断转移,每当收到各小队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关于得到百姓帮助的简短汇报时,他紧锁的眉头才会稍稍舒展。他对着地图,对身边的青山和陈明说:“看,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根基。鬼子可以占领城池,可以烧毁村庄,但他们永远割不断这鱼水之情。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这白山黑水,就是淹没侵略者的汪洋大海。”
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这种依赖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百姓的庇护所并非铜墙铁壁,一旦某个环节被敌人嗅到,带来的将是毁灭性的连锁反应。生存的希望与潜伏的危机,如同双生子,在这冰冷的季节里,同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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