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的西安，寒风吹过古城墙的垛口，卷起满地枯黄的落叶，却吹不散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的紧张气氛。
驻扎在此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将士们，最近总觉得军营里多了几分不同寻常的肃穆。
操练时的口号更响亮，军官们开会的频率更密集，连往日里热闹的街头，也多了些神色匆匆的身影。
没人知道，一场将震惊全国、改写中国抗战格局的“兵谏”，正在这样的冬日里悄然酝酿。
彼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日军已侵占东北三省，觊觎华北平原，而国民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命令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集中兵力“围剿”陕北的红军。
可东北军将士大多是东北沦陷后流亡入关的，他们背井离乡，满心都是“打回东北老家”的渴望；西北军也深知，若继续内战，只会让日军坐收渔翁之利。
张学良的公馆里，灯火常常亮到深夜。这位年轻的“少帅”，自九一八事变后便背负着“不抵抗”的骂名，如今看着手下将士们思乡的眼神，内心的煎熬日益加剧。
1936年10月以来，他多次飞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恳请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却每次都被蒋介石严词拒绝。
12月初，蒋介石更是亲自飞抵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调集嫡系部队，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甚至放出狠话：“若再迟疑，便将东北军、西北军调往福建、安徽，另派中央军接管西安。”
杨虎城的西北军司令部里，气氛同样凝重。这位出身陕西农家的将领，深知陕西百姓在战乱中的苦难，更清楚日军若继续南下，西北将无险可守。
他找到张学良，两人在密室里长谈至深夜——“蒋先生执意剿共，不顾民族危亡，咱们不能再跟着错下去了！”“是啊，与其让东北军、西北军在内战中消耗殆尽，不如拼一把，逼蒋抗日！”当两人的手掌重重拍在一起时，“兵谏”的决心，已然下定。
而此时的陕北，中共中央也敏锐地察觉到西安的异动。伟人等革命烈士多次通过秘密渠道，与张学良、杨虎城沟通，表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向蒋介石驻地华清池进发，却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
张学良看着街头群情激昂的学生，听着他们“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呐喊，更加坚定了“兵谏”的决心。
再等下去，不仅会辜负将士与百姓的期望，更会错失抗日的最佳时机。
1936年12月11日晚，西安城笼罩在夜色中。
张学良的公馆里，东北军高级将领齐聚一堂，张学良穿着军装，眼神坚定地看着众人：“今晚，咱们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兵谏蒋介石，逼他抗日！成功了，咱们就能救中国；失败了，我张学良一人承担所有责任！”将领们相视一眼，没有犹豫，纷纷起身敬礼：“愿听司令号令！”
与此同时，杨虎城在西北军司令部下达命令：“控制西安市区，封锁火车站、电报局，切断华清池与南京的联系，务必确保蒋先生的安全，不许伤害他！”
西北军将士们早已憋足了劲，接到命令后立刻行动，悄无声息地占领了西安的关键据点，整个城市在夜色中进入戒严状态，却出奇地平静。
12月12日凌晨2时，华清池外突然响起枪声。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率领士兵，冲破华清池的外围防线，朝着蒋介石的住处“五间厅”发起进攻。
蒋介石的卫队负隅顽抗，子弹在庭院里穿梭，打破了深夜的宁静。
孙铭九带着士兵冒着火力冲进去，却发现五间厅的卧室里空无一人，床上的被褥还带着余温，桌上的假牙、眼镜整齐摆放，显然蒋介石刚刚逃走。
“搜！一定要找到蒋先生！”孙铭九下令。士兵们立刻分散开来，在华清池周边的山林里搜索。
天快亮时，一名士兵在骊山半山腰的一个石缝里，发现了蜷缩在里面的蒋介石——他穿着一身睡衣，鞋子跑丢了，光脚踩在冰冷的石头上，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孙铭九上前敬礼：“蒋先生，张司令请您回西安城，共商抗日大计！”蒋介石看着眼前的士兵，知道大势已去，只能被搀扶着走下骊山。
几乎同时，西安城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也被西北军士兵控制。
上午8时，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
通电发出的那一刻，电波传遍全国，震惊了每一个中国人——有人震惊于张学良、杨虎城的“大胆”，有人为“逼蒋抗日”的主张欢呼，也有人担忧内战会因此加剧，中国将陷入更大的混乱。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政府立刻陷入混乱。
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主张立刻派兵进攻西安，“武力营救蒋介石”，甚至计划轰炸西安，不惜牺牲蒋介石，趁机夺取政权。
而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和平派”则坚决反对武力讨伐，认为“轰炸西安只会害死委员长，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宋美龄一边阻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一边紧急联系宋庆龄、孔祥熙等人，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在陕北，中共接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伟人经过慎重讨论，一致认为：西安事变不是“割据叛乱”，而是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民族大义发起的“兵谏”；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让日军有机可乘。
因此，中共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派儒将周先生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与南京方面谈判，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标实现。
全国百姓的反应，则充满了对“抗日”的迫切渴望。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商人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北平的街头，学生们举着“枪口一致对外”的标语游行；上海的工厂里，工人们自发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捐钱捐物支持抗日。
就连偏远的乡村，百姓们也通过报纸、广播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纷纷议论着“要是能一起打鬼子就好了”。
苏联《真理报》发表评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美国、英国等国家则担心中国内战会影响其在华利益，希望事变能和平解决。
而日本方面，却暗自庆幸中国陷入内乱，趁机加强对华北的渗透，试图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
12月17日，周先生抵达西安，立刻与张学良、杨虎城会面。
他向两人阐述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我们的目标是逼蒋抗日，不是要推翻他。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释放他，这样才能团结更多力量，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
张学良、杨虎城本就担心“兵谏”会引发内战，听到周先生的主张后，更加坚定了和平解决的决心。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抵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周先生举行谈判。
谈判桌上，双方围绕“停止内战”“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等核心问题展开激烈讨论。
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承诺：“委员长同意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改组国民政府，吸纳抗日人士；释放上海爱国领袖等政治犯。”
周先生则代表中共表示：“红军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同奔赴抗日前线。”
12月25日，西安城的阳光格外温暖。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以表示“兵谏”的诚意。
临行前，他对杨虎城、周先生等人说：“我这次去南京，可能会有危险，但只要能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个人的安危不算什么。”
蒋介石在机场发表讲话，承诺“停止内战，集中全力，一致对外”，随后登上飞机，飞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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